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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政府机构品官与爵位转载（第3页）

四、北魏的清官与浊官、流内与流外、官与吏

北魏的清官与浊官不是道德范畴，而是一对社会学范畴。魏晋时代由于门阀政治的发达，使职官也因担任者门第的高下，而出现清浊、高卑、贵贱之分。士族子弟担任的官职，被视为“清官”

，寒门出身的官员担任的是地位卑下的事务冗繁之官，即“浊官”

。唐代柳宗元《四门助教厅壁记》：“旧制以拾遗为八品清官，故必名实者居于其位。”

“八品”

为县长级。大概“八品”

之下为浊官。官员清浊、高卑、贵贱的观念在南朝比北朝要严重。

北魏政权在封建化过程中，受到了汉族等级制度文化的影响。孝文帝对士族和庶族、工商皂隶的清浊、高卑、贵贱的观念是比较清晰的。在太和十九年（495）下发《定代人姓族诏》，将代北以来的鲜卑贵族定为姓、族。姓为高，族次之，并以建立门阀制度。《魏书·崔玄伯附僧渊传》：“(孝文）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贯。礼俗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

北魏清官又分为一、二、三清，北朝有所谓“三清九流”

之说，又员外常侍是第三清，连郡县也分第一、第二、第三清。

北魏浊官主要是流外官，也是当时通常所说的“吏”

。因而，北魏的流内、流外官之分实际就是官与吏之分。宋代以后。“官吏分离”

取代了“清浊区分”

，成为官制中的新“流品”

。

五、北魏比视官

比视官与品官是相对应的。实际上，“比视”

就是比照或参照品官的某个级别。《魏书·官氏志》对北魏比视官付之阙如，《魏书·刑罚志》：“旧制，直阁、直后、直斋，武官队主、队副等，以比视官，至于犯谴，不得除罪。”

孝明帝熙平、神龟(516-520）年间，胡太后从任城王元澄之奏，允许依中正之例当刑。北齐流内比视官十三等。隋、唐称为视品。

六、结束语

这篇文章纯属读书笔记。由于是机构设置、品官、爵位品级等内容，读起来让人寡然无味，甚至味同嚼蜡。如果硬着头皮读下来，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形象会逐渐立体化起来。当然，我用这么多精力整理这些资料，还想了解拓跋鲜卑族汉化的过程、封建化的过程。通过胡汉融合来考察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到隋唐的三省六部，是古代中国政治家们艰辛创新的结果。

在秦汉的三公九卿制中，宰相的权力太大，皇帝不放心。汉武帝将少府中的尚书加以重用。“省”

为王宫禁地，因而尚书为宫禁中或为省中，故尚书省又有台省之称；门下省初名侍中寺，是宫内侍从官的办事机构，西晋始称门下省；中书省始设于曹魏（《晋书·职官志》），晋朝以后称中书省。在北魏时期，中央政府设置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秘书省、集书省、中常侍省、御史台、都水台、谒者台等六省三台。到隋唐成为外三省内三省。由此可见，北魏在制度创新的成就。

第二，尚书省机构的调整和规范。

尚书省是行政部门。在功能上类似于现在的“国务院”

。唐朝尚书省下辖六部，每部下辖四曹。尚书省总共6部24曹。北魏前期仿照西晋将尚书省设置为36曹。在孝文帝改革前，北魏的决策机构是由皇帝主持的、由拓跋鲜卑族的王公大人参加的会议。尚书省诸曹由汉人担任，从事具体的执行工作。但尚书省的设置置废不定。孝文帝改革后，尚书省逐渐规范、稳定发展。在后世，尚书都省机行政领导不断调整，但尚书省下辖的部曹是不断规范与完善的。

第三，地方军政合一的体制是鲜卑族游牧部落的遗风。

北魏地方政府设置为郡（州）、县两级，但根据各郡（州）、县人口多少划分为几个等级。不同等级的郡（州）、县长官的品级是不同的。同时，各郡（州）、县的长官安排三人，其中一人为北魏宗室人员，其他二人为异姓。再次，剌史普遍封将军号，政府、军府是两块牌子、两套班子一套人马。这种军政合一的体制没有被后世所沿袭。

第四，爵位由虚封到实封的封建化发展。

登国元年（386）道武帝参照西晋封五等爵。天赐元年(404）减伯、男二爵，始分为四等爵，即王、公、侯、子。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进行爵位改革：第一，恢复道武帝的五等爵，仍然是虚封，称之为“散爵”

；第二，王爵的封授范围仅限于道武帝的直系子孙，并对王爵实行“实封”

（有封邑）；第三，设立开国爵，并实行“实封”

。所有的爵位都有品级。实际上，中国的封建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腐败的制度，鲜卑族的封建化也与他们的生活腐化堕落是同步发展的。

第五，品官由九品改为九品、十八等、三十级。

品官包括职官和散官。北魏前期品官实行西晋的九品官制。孝文帝改革后，九品各有从品，每一品中又有上中下三等之差，九品共有54级。499年孝文帝又颁法令进行简化:其九品等级中，前三品各为正、从，四至九品正、从外又有上、下阶之别，合计共9品、18等、30级。这种品官制度为后世沿袭。唐、宋文职与北魏同，武职自三品起即分上、下。隋、元、明、清保留正、从品，而无上、下阶之称，共分十八等，文武并同。

第六，北魏对官员进行分类管理和官员选用制度的改进。

拓跋鲜卑族在建国和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主要依靠鲜卑族的将领和士兵。选拔官员主要看其能力和功勋情况。北魏前期沿袭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于诸州置大中正，品评当地士族，以“才第”

定位九等，定期向吏部推荐。孝文帝“定姓族”

，建立门阀士族制度，采取以门第取人的“方司格”

制，从而出现清官和浊官的问题。由于公共管理工作的自然属性而出现流内与流外、官与吏的矛盾问题。

北魏前期，在监察和考课方面都以地方官为中心，而对中央官的监察和考课却不那么重视。孝文帝改革后加强了对中央官员的考课工作。宣武帝后，地方守令是六年一考，中央散官是四年一考，而当时的中央职事官却是三年一考。考课年限越短，官员升迁就越快，从而在中央与地方官员之间、职官与散官之间产生不平等待遇，造成官场尖锐的矛盾。吏部尚书崔亮奏立停年格：“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于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

这种按照资格选官的方法不论人才是否有才学，只看对方年资长短来决定是否安置官职。在吏部停解时间长的便能得到官职，即便是没有才华的庸才，在吏部等待官职时间很长，也能够优先得到官职。《魏书·崔亮传》评价说：“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从亮始也。”

崔亮的“停年格”

选官法，被认为是中国资格选官的开端。自此之后依靠资格安置官员的铨选方式，逐渐被后世使用甚至一直延续到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