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了结,让内侍将大明疆域地图挪到角落之后,朱元璋父子便马不停蹄的进行下一个议题。
“父皇,有人奏两浙盐运使陈龚,曾为中书宣使,系胡惟庸党属,当召回京师,交由司法断罪下狱。
陈龚乃旧元功臣福寿之子,此事又涉及党事,儿臣不敢自专,特向父皇禀告。”
朱标从袖中掏出一份启本,双手捧着,禀告道。
福寿是元朝安排在江南剿灭义军的武将,刚好那时候朱元璋正是被福寿围剿的其中一只义军。
刚开始,朱元璋被福寿打的到处逃窜,就连朱元璋的岳父郭子兴的儿子,也死在福寿的手中,从此郭子兴便绝了后。
之后,朱元璋逆转局面,从福寿的手里夺走了集庆路,并改名为应天府,从此建立了基业。
不过,福寿战死集庆之后,朱元璋并没有苛待,反而厚葬福寿,称其为忠臣,之后更是设立祠堂祭祀元朝功臣福寿。
现如今,鸡鸣山之阳的功臣庙里都还有祭祀福寿的香火。
作为福寿之子的陈龚,也因为父亲的余泽,被朱元璋授官为中书宣使。
中书宣使,是在中书省内,负责传达命令的官员。
而那时候,管中书省的人就是胡惟庸。
所以,才有人以这个名义,告陈龚为胡党余孽。
见太子手捧启本,立刻有内侍弯腰上前,低头接过启本,双手高举过头顶,送到皇帝的御案之上。
“你是咱大明的储君,如今国事大多由太子处理,太子为何不能自专?”
朱元璋没有翻看内侍递送过来的启本,而是直接问道。
朱标没有回答,而是看了看皇帝左右。
朱元璋见了,抬起手,示意殿内的闲杂人等都退出去。
“父皇,胡惟庸一案,自洪武十三年。
现在已经洪武二十五年,距离此案已有十二年。
这十二年中,朝内朝外已有不少官员、百姓因此案下狱。
儿臣想问父皇,这胡惟庸党案,还要牵连到何时?”
等殿内只剩他们父子二人后,朱标才拱手回答道。
胡惟庸一案,牵涉很广。
直接结果,是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丞相职位没了,皇权大大加强,朱元璋因此也创造了历史。
间接结果是,胡党案余波不断,远的不说,最近的一次大案便是洪武二十三年的李善长一案。
在经历了一波血洗开国功臣后,李善长一案,大明又消失了两個国公、以及十多个侯府。
而朱元璋最忌官员彼此攀附结党、蒙蔽君上的心思,也被官员们所周知。
于是,如果官员有死对头,并且想让他不得好死,除了告他贪污,还多了个选择,就是告他为胡党余孽!
胡惟庸死了虽然接近十三年,如今朝中六部高官,也都以洪武十八年的那批进士为主。
但朝中与胡惟庸有过来往的官员还有很多,比如陈龚就是。
即使陈龚那时候在中书省只是个跑腿的微末小官,但他总会与当时的左相胡惟庸有交集吧。
比如同待一个屋檐下,同呼吸一片空气,同走一条道。
既然有交集,那谁敢保证你当时不是胡党?
还有那一众的开国武勋们就更不用说了!
带兵打仗,粮草军需等杂事,怎可能不和胡惟庸有往来,别说见面约饭,就是有书信往来的都不少。
于是,胡惟庸党属,就像一个一块砖头,哪里都能用,哪里都能拍出一段争端。
这就导致了,为了权力,官员之间攀诬、弹劾盛行,甚至近乎无中生有。
这种行为离谱到了什么程度?
可以看下面的例子。
今年年初,也就是洪武二十五年新年后第一次的朝会上,右都御史袁泰,弹劾御史胡昌龄等四十一人不言时政。
明着来看,作为都察院的二把手袁泰,此举就是在弹劾四十一个下属不称职。
但实际上,却暴露了袁泰被人架空,无法让下属听话。
都察院一把手是左都御史詹徽,刚被皇帝任命兼吏部尚书,风头正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