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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张九龄出局李林甫专掌相权（第1页）

宰相韩休因与搭档萧嵩不和，被玄宗双双免去相位，换上了京兆尹裴耀卿、中书侍郎张九龄。

裴耀卿是个天才，八岁高中童子举，二十岁获封官职，在朝廷多个部门做过参谋，之后外调地方任职，历任长安令、济州刺史、宣州刺史、冀州刺史，因政声卓着，选入朝中担任户部侍郎。

由于苗蹲的扎实，加之天资聪颖，他对涉及国家利益的漕运、赋税等具体工作，有着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是个不可多得的干才。

相比于裴耀卿的一帆风顺，张九龄的仕途显然坎坷的多。他生于岭南，弱冠时进士及第，留在长安，以文学着称于世。由于性格耿直不懂变通，得罪了宰相姚崇，长期处于中下级官职得不到提升。

开元十年，张说担任宰相期间，因其与张九龄同姓，且都是文学大家，惺惺相惜下与之结为宗族兄弟。张九龄的官运这才开始出现转机，跟随张说全程组织参与了封禅大典。

张说遭人构陷，他坐罪贬往外地。后来张说重新起用为尚书左丞，临终前多次向玄宗推荐张九龄。

开元十九年（731年），年已五十的张九龄回到朝廷做了秘书监，替玄宗撰写敕文。因他文采出众，写文章根本无须打草稿，提笔一挥而就，得到玄宗嘉许，提升为中书侍郎。

裴耀卿比张九龄小八岁，两人一个是政务上的行家，一个是文学界的魁，虽在个别政务上有所分歧，总体上还算默契。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三月，张九龄提议不必禁止民间私自铸钱。史书中没有交代张九龄这样做的原因，我觉得以他的性格，大概是觉得私自铸钱会对百姓有利吧！

毕竟是宰相所提意见，玄宗下令让百官讨论。

裴耀卿认为：“此风一开，恐怕世人都会弃农逐利，钱币质量更加低劣。”

秘书监崔沔言：“钱这东西贵在流通，并不是越多越好，为什么非要允许民间私铸呢！”

右监门录事参军刘秩也说：“如果允许私自铸钱，一般百姓肯定没这个条件。时间一长，天下财富都会聚集到少数富人手中，穷人愈贫困。汉文帝时，吴王刘濞富可敌国，造反作乱，不就因为文帝允许他私铸钱币吗！”

因多数朝臣反对，这一提案没有通过。

从此事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一是张九龄虽为文学大家，但对地方政务不是很清楚，有些理想主义。

二是朝风比较开明，遇有涉及全国的大事、难事，允许大家集体讨论决策。

三是官员素质较高，能够站在全局角度各抒己见。

这种风气的存在，当然得益于玄宗的英明睿智，但二十多年来历任宰相的表率示范同样功不可没。

一个国家也好、一个集体也罢，其作风的好坏与主要领导密不可分。领导想干事，自会挑选能干事的官员；领导想取乐，善于奉迎之徒就会因此而进。

吏部侍郎李林甫，为人圆滑又会说话，情商极高。专门与得宠宦官及后宫嫔妃的家人结交，有意识的打探玄宗动向，对于玄宗的喜好掌握的清清楚楚。因此在汇报工作时，都能与玄宗想法保持一致，玄宗认为他能干，对他很欣赏。

当时的宫中，武惠妃独得帝宠，儿子李清获封寿王。所谓爱屋及乌，在玄宗一大堆子嗣中，李清最受玄宗喜爱，甚至连太子都渐遭疏远。

李林甫通过宦官给惠妃捎话，愿尽自己之力全力保护寿王。惠妃很受感动，暗中替他说话，由此升任黄门侍郎，成了玄宗办事处主任。

五月份，玄宗把李林甫用为宰相，主管礼部，形成了以张九龄为主的三人宰相班子。

此时的李林甫刚入相位，对张九龄、裴耀卿非常敬重，张九龄虽然瞧不起他，却也挑不出他任何毛病。

在三人近两年的“蜜月期”

里，朝中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改变粮食漕运方式。玄宗之前，关中所用粮食大都来自江淮一带，先走水运抵达洛阳含嘉仓卸载，再改6运，牛拉车拽的七八天左右送抵长安。概算下来，每运两斛米（1斛等于6o公斤）约需运费十文。

建唐初期，关中人口较少，这种方式虽费时费力，但还能接受。玄宗以后人口增长迅猛，其弊端也开始显现。

为解决这个问题，玄宗指派曾担任过户部尚书的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全权负责此事。

裴耀卿在运河口设置转运站，分别于转运站东、西两侧修筑河阴（河南荥阳）、柏崖（河南济源西南）两座粮仓，在三门峡东、西两侧修筑集津仓、盐仓。又派人开凿沟渠十八里，用以避开三门峡附近险要河段，

工程竣工后，来自江淮的粮食先储存于河阴仓，再经黄河、渭水上的各座粮仓逐级运转，水通则行，水浅则贮。三年内，累计运米七百万斛（约42万吨），节省运费三十万缗。

有人劝裴耀卿把这笔钱献给朝廷邀功，裴耀卿说：“这是公家在运粮上节省下的利钱，怎可拿来讨好！”

奏请全部用作平抑粮价的经费。

由此可以看出裴耀卿的能力与操守，此事若是放到唯利是图的人身上，恐怕早就当成天大功劳，把钱上交玄宗挥霍了。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就体现在对待名利的态度上！

第二，洛阳报复杀人案。开元十九年（731年）十一月，监察御史杨汪奉命调查嶲州都督张审素贪污案，期间遭到张审素部下董远礼带兵威胁。杨汪随即禀明玄宗，以对抗朝廷、企图作乱的罪名处死了张审素，张审素两个儿子张瑝、张琇也坐罪流放岭南。

杨汪处理完这个案子，回到朝中把名字改成了杨万顷。张瑝、张琇从岭南逃回，伺机为父亲报仇。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三月十一日，两人在东都洛阳用斧头砍死了杨万顷，写了封替父申冤的信绑在斧头上，放置于杨万顷尸体旁。又跑出洛阳，寻找与杨万顷共同害死父亲的仇人，走到汜水（河南荥阳）被朝廷抓获。

当时的社会治安状况极好，每年处决的死刑犯不足百人，这件杀害朝廷高官的命案，立刻引了朝野震动。

玄宗令有司议定罪行，多数人认为张审素虽然贪污，但罪不至死，张湟、张琇年纪轻轻就懂得替父报仇，这是孝顺刚烈的体现，应当加以怜悯从轻落。

张九龄对此持赞成态度，裴耀卿、李林甫觉得如果不杀二张，会败坏国家律法。玄宗支持裴、李意见，对张九龄说：“情有可原，法不可容。”

随即下达敕令公示天下：“国家设置律法，是为了制止随意杀伤。如果每个人都因私仇辗转报复，哪里才是尽头！国家有法，就是曾参杀了人，也不能宽恕。将张湟、张琇交由河南尹处死。”

士民们哀怜二子，集资将他们埋葬于北邙山，还自替两人作悼词，张贴在交通要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