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那个卡尔还补贴了相应面值的普通邮票,顶多就是某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标记而已,应该不会被官方认可的。此外我还有那么一点点私心,而我作为一个集邮者……呃……那时候的集邮者,手头的这个“实寄封”
尤其是“我”
自己用过的,对我来说应该还是比较珍贵的。
其实这里很多人身上基本都没什么钱——都在一开始被土匪们搜光了,所以鲍威尔所谓“卖”
邮票,大多也就是“记账”
而已。等事情完了以后这“帐”
能收回多少还真是天晓得,所以多数那个“土匪邮票”
都是卖给那些外国人的。
此事到此也就算告一段落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两枚印刷粗糙的所谓“邮票”
经过媒体报道后,引起很多上海的邮商和集邮者的关注;而当时邮政系统在得知消息以后,很快就下通知,规定凡是贴有此“邮票”
的信件一律退回原地,因此这个所谓的“土匪邮票”
也就昙花一现而已。)
这中途,“二当家”
郭其才也曾和我聊过。在和他的交流中我才知道,原来这“抱犊崮”
很多土匪居然是正规军人出身。这其中一部分,是一战结束后从欧洲返回的“华工”
,他们在欧洲负责军队的后勤保障工作,深谙军队工程施工之道,山上那些纵横交错的“战壕”
和“蓄水池”
等就是他们的作品。此外还有一部分“定武军”
(就是着名的张勋“辫子军”
)散兵和“直皖战争”
之后溃败的皖系官兵。
郭其才本来就是皖系的军人,故此跟当时仍同为皖系的冯玉祥下属的赵登禹相熟,也因此赵登禹上山时他们相认了出来。
据郭其才说,其实山上很多人对下山接受“招安”
这事情很是期待。一来山上很多人本来就是军人,“落草”
总不免跟自己原来的身份相比打了折扣。如果能够被“招安”
重新当回军人,那自然是好事,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了。不过山上原来那些人,就是二当家孙美瑶为的那些,总感觉需要加点筹码才好。也因为这样的内部分歧,跟山下的谈判暂时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
我对三当家对我这么毫无保留感到有点诧异,不过再想想,我是“在帮”
的人,怎么都能算“自己人”
;而且明显我在谈判中挥了重要作用(主要是翻译),双方对我还比较满意,因此要谈成是绝对绕不开我的……就是不知道到时我那份赎金是不是可以免了?
6月12日这天一大早,我跟随下山的队伍来到了一个煤矿公司——这次的谈判地。
令我惊奇的是,这次跟随队伍的居然还有“肉票”
里的另外一个中国人。后来三当家悄悄告诉我,这人居然是袁世凯的女婿,这次也作为“牵线人”
出席了。对于这个我倒没有多大意见,反倒是多一个“牵线人”
对我来说不是坏事,起码压力分担出去了。
到场以后,有个军人主动和我打招呼——我想起了,这是那天当“翻译”
差点儿出丑被我救场的那位常副官。
“孙公子,”
常副官微笑说道,“山上还呆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