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间,一个不认识的高个儿男生在教室门口找我,他戴着眼镜,有点瘦,把手里的一叠表格递给我说:“这是面试小记者的表格,上面有评分标准。下午第三节课后到音乐室来。”
原来是学生会宣传部的。
牢骚和烦闷慢慢被对工作的好奇所替代。给人评分似乎有点主宰别人命运的感觉,这就像法庭上的法官、球场上的裁判、学校里的校长。终于到了第三节课,我实在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一下课快收拾好书本,飞奔到音乐室门口,准备做我的“美梦”
。到了才现只有2个人来报到,是只有两个人报名还是其他人迟到了没来呢?和高年级的那个男生商量,决定再等等看,这渺茫的“等”
字也令我的心凉了一半。也许是我来早了罢,看看表,五点十分,十五分,五点半……
“五点四十八了,怎么还没别的人来?”
高年级的男生终于忍不住抱怨道。
“也许只有我们俩吧!”
那两个报名的同学怯生生试探地回应。
“怎么可能呢?”
男生不悦地又看看表,回过头问我“一共录取几个?”
“八个。”
我回答。
报名的同学又问:“还等吗?”
我没了主意。
“好吧,就先录你们吧”
高年级男生对她们说,又回头对我说:“给她们登记,把她们交的稿子给我。”
“你叫什么?”
我问向报名的其中一个。
“张艳。”
对方回答。
“你来把这个表填一下。”
我对她说,她欣然接过表格。办完手续,报名的两个同学雀跃地奔向食堂,离开的途中还叽叽喳喳分享着没经过面试就被录取的欢乐,而我却因没行使到想象中的“权力”
心有不甘。唉,空欢喜一场!
。
1998年9月12日……星期六……晴
。
身穿厚实的春秋校服,手捧一束束绢花,在炎炎烈日下,几百个学生笔挺地站在进县城的必经主干道一侧。我也是这些学生中的一员,学校安排我们这副打扮站在这里,迎接从抗洪第一线回来的士兵。
据说今年是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很多村庄农田都淹了。也有说为了保障下游武汉的安全,我们县几个村要作为泄洪区。村里的大堤上二十四小时守着人,以防不备,随时待命准备决堤泄洪。县城的江堤上也有很多防汛的人不断巡查和加垒沙袋。县城里还不算很严重,几个月前,中考前后连续下了很久的大雨,引了短时内涝,街上的水淹没至脚面,个别水深的地方能到膝盖上下。对于住在江边的人来说,打小常会听老人讲古,说某年某年大水把房子冲跑了,相较而言这点水并不算什么。后来雨停了,街面上的水也就退了。现在我们迎接的就是驻扎在本地、去支援了宜昌和石抗洪抢险的武警部队。
烈日、校服、绢花,我们就这么在公路旁等着。一开始还有人组织着演练喊口号,随着时间推移,日头攻势不断加强,队列慢慢就安静了下来。人们都蔫吧地看着远处进城的路口,静静地等待,望眼欲穿也看不到橄榄绿的影子。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队伍开始散乱、骚动,已经四个半小时了,有几个同学晒得几乎晕倒。这时,组织者已不知所踪,人群小团集聚在一起讨论,是去是留也没个定论。
你们怎么还不回来啊?你们几百人在抗洪抢险第一线保住了近千人的安全,他们近千人不让你们走,而我们几百上千人却在这公路两旁干等着你们回来。这是什么事?!学校就不能弄清楚他们准确的回程时间吗?
脱下罩在外面厚厚的校服外套,里面的衬衫已经湿透,头成绺地贴在脸上,顺着尖滴着汗。我不愿这么不清楚时间安排和后续计划地干耗下去,于是跟其他打算撤退的同学一起偷偷离开。在回家的路上,一个不认识的青年(大概是个司机)坐在环城车上探出头,憋着嗓子学女声,摇头晃脑地对我们讪笑地调侃:“小妹,你们敬爱的解放军叔叔还没来呀?!要不要坐车啊?走回去多累啊?!……”
我没搭理他,只是一个劲的安慰自己,对自己说:“并不是我不想等了,而是已经十二点半了,你们大概一定在吃饭吧!老师不会现我们走了的,倘若察觉到少了人,大概也会原谅我们吧……”
人为什么会犯错误?人犯了错误后又为什么要心虚呢?我又为什么要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