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游民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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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徐童是最近才开始进行创作的纪录片导演,他1987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像北广毕业生普遍追求的那样,进入电视台,而是从体制里出走,做了“游民”
。游民身份,其实是中国独立电影导演的普遍身份。
“游民拍游民”
,是我对中国独立电影20年身份特征的一个粗略概括。“游民”
是这20年来中国社会最活跃的群体。当然这个“游民”
,应该称为新游民,以与古代的游民相区别,前者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徐童的两部纪录片,拍摄的都是“游民”
的典型形态。徐童2008年制作的纪录片《麦收》,是关于农村出身的妓女的故事;2009年制作了《算命》,以算命先生厉百程为主线,像串珠一样联系起游民的百样人生,许多个人小故事被连缀成篇。正在制作的《老唐头》也是关于失去“单位”
的人。徐童本来对此并没有自觉,经我提醒,他才意识到他的纪录片都是关于“游民”
的。其实他的题材选择显示了他在潜意识里面与游民文化的亲近。他本来想使用“底层三部曲”
来归纳他的三部作品,但现在觉得“游民三部曲”
更为准确。其实“游民”
是目前中国底层社会存在的重要形式,他们在体制秩序内失去生存资源后,不愿意在固定的位置上被
禁锢,于是寻求一种更有创造力的生命形式,这对于旧规范有一种抗议性。徐童作品里的主人公在社会上游荡,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却展现了活泼兴旺的生命景观。厉百程严重残疾,导演在《算命》里却将其表现为一个果敢、勇猛的生活者。
中国独立电影在1990年左右正式出现。其实,第一部独立纪录片《流浪北京》就是“游民”
吴文光拍的,而且也是拍“游民”
的。他们为什么对“游民”
感兴趣呢?而中国的独立导演,为什么多是“游民身份”
?最近有人力图整合中国独立电影导演的力量,挑选了七位比较有前途的,他们发现,这些导演全都没有养老保险,还要先解决他们的档案问题。这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
二
中国独立纪录片在20世纪90年代的逐渐繁荣,是有一个历史必然的。社会控制的逐渐松弛是在20世纪80年代,到了1990年左右,更多的人敢于脱离单位。那时候,离开云南电视台的吴文光创作了独立纪录片《流浪北京》。以本片作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开端,具有多重意义。它拍摄的是离开原单位和原户籍,来北京寻求自由生活的艺术家们的生存状态,那同时又是作者自我的状态,因为他面临着与片中人物一样的生存条件。
那时候的吴文光们,被称为“盲流”
,游民与盲流意思是相同的。“
盲流”
这个词,在中国具有歧视性,当时的导演们却喜欢这个词。纪录片人蒋樾说“盲流”
这个词当时很时髦,“我觉得这种生活好玩,自在”
。游民生活相比于体制内的僵化生活,更富有生机和冒险性。第一代独立电影人都喜欢拍“盲流”
,拍他们其实也是一种自我观照,从对他人的观察中建立一种自我理解。
如果大学毕业后就拍片,按年龄和资历,徐童其实和90年代初依附于各个电视台而广泛兴起的新纪录片运动作者们是一起的,应该算第一代独立纪录片人。但由于他是毕业20年后才开始创作,所以只好被划为第二代独立纪录片人,这一代独立纪录片人借助于自购的DV进行拍摄。20年后,当我们去观察独立电影的发展,会发现非常有趣的整体特性:
两代导演开始的时候都喜欢使用与自己同等身份的游民作为素材,但是第一代独立导演使用的素材往往是流浪艺术家——仍然属于精英阶层。比如《流浪北京》面对的是流浪画家、先锋戏剧家,而在独立剧情片中,王小帅则拍摄了很多精神上漂泊不堪、脱离了社会秩序的画家与前卫艺术家(《冬春的日子》里的刘小东,《极度寒冷》中的贾宏声)。张元《北京杂种》(1993)、娄烨《周末情人》(1995)都涉及了相似的题材。而到了第二代独立电影人则
开始变化,贾樟柯其实是第六代中的最后一名,是承上启下的人物,我一直认为他并非正宗第六代,曾称他为六又二分之一代。他从《小武》开始拍摄妓女、小偷。到后来独立剧情片导演仍热衷于此种素材,比如朱传明《冬天的故事》(2007)、王笠人《草芥》、高文东《美食村》(2008)、刘浩《陈默和美婷》(2002)……你可以找到很多。而独立纪录片素材范围则极度扩展,但是总体上更倾向于草根阶层。在新千年初有很多人热衷拍摄流浪的底层人,“游民”
成为独立纪录片的重要材料。到了徐童这里就是妓女、残疾人、占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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