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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人很快出现了，系着围裙，竟然是娘娘。

她人也胖了，烫过的头发在脑后高高地挽起来，她站在厨房门口，显然微微的到来让她很是意外。

顾微微仓皇逃走了。

她似乎有点明白，却又并不十分明白。有些事，隔着纱隔着雾，影影绰绰，揭开这纱撩开这雾，里头的事实肯定丑态百出。

顾微微想起妈妈说过的，他有一天会伤了你的心。

微微没有把父亲再婚的事告诉母亲。

这一年年底，姨母告诉顾微微，她要离开南京了。

姨母

姨母这几年老了很多，头发花白，人却胖了，过去脸上的那些细致掩在岁月的痕迹下头，微微觉得她就像一幅日子久了颜色消失线条模糊了的画。

微微很爱姨母，暗地里，她觉得，姨母与母亲长得极相像，可是性情又完全不一样。她对自己是没有要求的，只剩下爱，兴许外人看来，到底是隔了肚皮，顾微微的好与不好，成器不成器便不关痛痒，仅仅是爱自然是容易的，可是微微知道，自己不过就是一只池子里的小鱼，她也没想过成大器，不过想有一汪水一点吃食让她悠哉地过了一生就很好很好了。

姨母是要去北京。这让微微非常地意外，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亲戚们也都只在江浙这一带，北京那边，是没有亲人的。

后来微微在妈妈那里听得，姨母是去北京结婚，顾微微大吃了一惊。在微微年青的心里，像母亲与姨母这样年纪的女人，只与婚姻有关却与结婚这码子事无关。她们仿佛是生来就这样的年纪，这样的为人母为人姨的角色，她们的青春她们那些鲜嫩的岁月，只定格在相片里，兀自悄然发黄发脆。

妈妈对姨母结婚的事含糊其辞，只说姨母不容易，守得云开见月明。微微对母亲的隐讳的说辞极不以为然。

隐约的，顾微微意识到，那个远在北京的，叫姨母过去结婚的男人，必定与姨母之间是有一些个渊源的，这世道，哪有男人平白地要娶一个女人？自然也没有女人平白地要嫁一个男人。

姨母走之前叫了微微去，很慎重地把房子的契约交到她手里，微微拿过那契约，看见自己的名字赫然在户主那一栏里，微微很是不解。姨母说，她早些日子托了人，把房子转到微微名下。姨母说：“我听人说，这一带很快就要拆迁了，这处房子过到你名下，过个两三年，你能分到个一小套房，留着你结婚用，以后，你妈老了，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了，你要带着你妈好好地过日子。”

微微说，这房子该留给舅舅，他是没有本事的可怜人。

姨母又说：“育宝要跟着他女儿过，马上他女儿女婿就要把他们夫妻两个接走了。那个孩子是个有良心的，嫁的人也老实厚道，心眼却不死，人也不笨，虽然是乡下人，可是家里条件挺不错，包了大棚种菜，还种药材，这两年眼见得就过得越来越好，倒还记挂着育宝两口子，再三再四地要接他们过去一道过。乡下空气好，吃的东西新鲜，地方也大，离市区也不远。”

姨母说，她总要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妥了，不然走了也不安心。

姨母的话说了没有多久，这四周围的房子上果然给刷上了雪白的拆字，圈在一个大白圈里，鲜鲜湿湿的，刷的时候饱沾了石灰水，笔划间滴零滴落，急惶惶的一个又一个。

育宝舅舅真的跟了女儿女婿到乡下去了，白痴的舅母跟着一同去，两个人这几年过得不差，人年纪大了，性子也沉了些，不说话时，看上去几乎就是正常的人了。舅舅拉了妈妈与姨母的手，一个劲儿地叫她要到他那里去玩儿，他要从地里现拔了菜炒给她们吃。妈妈跟他说保重，河啊塘啊的不要去，已经做了外公的人，要晓得不给人添麻烦，有时间就上南京来玩，姐姐还在。

舅舅的女婿又高又壮，话很少，动作麻利地从车上扛下两个大麻袋，说是送给姑姑的菜和自家腌的肉，又把舅舅舅妈的大包小包东西拎上车码好，一声不响地靠在车边等着。

舅舅终于坐上女婿的那辆半旧的小货车，车开的那一瞬，他伸了花白的脑袋出来，神情里又有了点孩童的意味，张开了五指摇着说再见再见啊姐姐，吓得他女儿一个劲儿地叫：爸爸，当心头当心头。

然后车子就开远了，声音也远了。

顾微微听得母亲跟姨母说：“想不到我家育宝倒是有老来的运气。”

当晚，姨母住在妈妈这边。微微听得她们老姐妹俩个说了半夜的话。

妈妈说：“他到底还是真心的，这么多年，还是记得接了你去。”

姨母说：“他那个人哪，永远要做得刀切豆腐的，情也要义也要，他的老婆一病就是十年，他一直就守着她，到最后那女人熬得只趁下一把骨头，听说死得时候不成样了，几个儿女也就不怪他了。只活活地拖了我一辈子。”

母亲的声音里有一点骇然：“姐！你心里头真是这样想的？”

姨母似乎低低地笑了一声：“真的呀！起先不是，他们家人来闹也好，部队上除名也好，总觉得心甘情愿，怎么样都是值得的。可是你晓得，一个人等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等的日子越长就越犯糊涂，到后来不是为了哪个人等，不过是为了自己已经等了那么些年月，只好再等下去，走得太远，回不了头了。”

停了一些，妈妈说：“姐，你要不是真的想过去，就不要走。”

姨母说：“我是情愿去的，终归是自己真心待过的一个人。”

微微在堂屋里站得太久，腿都冻得没有知觉了，迈步要走，只觉得脚面上千万根牛毛细针齐齐扎下来。

忽听得姨母的声音年青了许多似地，絮絮地说：“当年，我们文工团困在山窝子里，吃没得吃，下了一场大雪，身上还穿着夏天的单衣裳，他们团过来了，他骑了头高头大马，我们俩个迎头打个照面，他跳下来，抓下头上的棉帽子就扣在我脑袋上，一张国字脸，黑眉毛黑眼睛，一讲话嘴里头冒出一大团白气。后来他又把棉衣脱下来，死活要我穿，也不晓得多少日子没有拆洗的棉衣，上头一股子烟气油气。所谓缘份，哪个说得清。”

微微裹着一身的寒气爬上自己小屋里的床，身上腿上冰冰凉，唯有脚底下的烫婆子滚滚热，微微做了一个乱梦，梦见有人用暖极了的一件棉袄兜头把她裹住，衣服上也有烟气油气。

姨母走了，连带户口也迁走了。

很快，姨母那边的老房子果然拆了。

微微趁着周末休息时过去看过，推土机隆隆地响着，像夏天下雨前的闷雷，把房子一座一座全推倒了。花格子的木窗子压在砖石下头，折了窗棱，石头底下还压着枯了的芭蕉，小娃娃的旧玩具，女人的零碎布头，男人的大号布鞋，坛坛罐罐，仿佛把一段日子全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