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香港心像（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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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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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月》（1992）

这样的设计于是就具有了一种寓言色彩。香港在此被表现得破败、不安，与我们在主流电影里所见到的豪华耀眼全然不同。此处街巷粗陋，环境凌乱，如同我们推开了一扇城市的后窗，目击了令人难堪的秘密。据说一个香港影

评人看到《好郁》的镜头后被吓坏了。它不是写实的，它其实是游静心灵状态的投射，内里透露着一种激进主义。游静说她20世纪90年代末从英国回来，走在中环的街道上，觉得空气差得不得了，难以呼吸。不仅如此，她对香港人的精神状况也异常悲观，片子中她们在街头踯躅，好似一群失去了生活目标的人。导演对科技和西方技术对人的宰制也非常担心，擅长文化分析的游静从这些沉默的物品里看到了一层不被大家注意的权力关系，她试图利用zero来揭发这层关系。记得我和游静在香港九龙曾见过一面，当时我背着一台苹果电脑，于是她顺便调侃了一下，意思是为何大家都被第一世界的科技所诱惑和追赶。

《好郁》线索多，篇幅有限，在感情上难以将观众带入，游静坦言自己想讲的东西太多。片子里有电视画面在传达内地的气功课和祖国风光，街头电视则出现了地震预报，还有人戴着口罩，有一种不安不祥的气氛。游静对我说，她的电影寓言后来实现了。这个片子刚在香港上片就爆发了SARS，人人戴口罩。

三

看起来香港独立电影在表达本埠的忧伤世况，其实和香港主流电影一样，它里面一直都暗含着强烈的内地元素。他们要描绘自己的家园，却无法不同时论及内地。我们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香港

电影，中英谈判、1997年乃至回归之后，这些时间节点经常成为香港影片里推动叙事的力量。1997年之后的香港被一个影响全局的大趋势所笼罩，香港人强烈的一体同在感更为加强，这自然会体现在影像里——它的个人叙事里总隐含着一个国家视野，乃至在电影里表现为一种泛政治化倾向。就像麦婉欣《蝴蝶》（2004）里的主人公追求小我的自主性，她的故事里却牵扯到北京，因为这个自主要在内部和外部同时确立。北京的存在看起来遥远，其实近在咫尺，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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