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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6章 重蹈覆辙的宦官之乱(第1页)

其实自从东汉章帝之后,汉朝便朝着一个不可挽回的结局欣然迈步。苟延残喘的东汉,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局中支持起来,主要还是依靠着外戚中如邓太后、梁太后等优秀人物给这个行将就木的政权注入一剂良药。

刘氏衰微,为了维持汉帝国的统治,便一直上演着一个使人感慨的单调场景,第一批新贵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阔步,不可一世,不久全被拖到刑场被杀掉。第二批新贵也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阔步,不可一世,不久也全被拖到刑场,也都被杀掉。以后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陆陆续续,让人眼花缭乱。外戚中的这些非常聪明的才智之士,如窦宪,不可能对于汉朝的衰微毫无警觉,他们的存在不过是历史的一个过客,终究挽回不了大局。但权力的迷惑太大,使他们自以为可以控制局势。

直到宦官专权,士大夫阶级的逐渐崛起,这种皇权和外戚之权的争斗才变换成另一种形势,要么结盟,要么刀兵相见。其实士大夫比宦官执掌大权的时间更久远,但却很难联合起来。而宦官则因为具有共同的志趣,靠近桓帝,身居后宫,而具备一定的天时地利。自桓帝刘志开始,宦官便积极参与皇朝大权的争夺,在这一过程中,宦官也以正式官员的身份而得以嚣张禁苑、跋扈朝野。此外,他们的亲友,也跟着鸡犬升天。这些新贵跟宦官一样,除了贪污和弄权外,什么本事也没有。外戚中还有很多制约,而宦官则限于皇宫内部,很少私自出宫,因而这些新贵比外戚和宦官当权所表现的还要恶劣。士大夫阶层因此受到更重大的伤害,限于自己的力量,只能暂时寻求与外戚联合,把目标指向宦官。他们利用所能利用的政府权力,对宦官采取流血对抗。宦官自然予以同等强烈的反应,中国遂开始了第一次宦官时代。从公元159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公元189年宦官全体被杀,共三十一年。

宦官跟士大夫间的斗争,血腥而惨烈。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一则是宦官天生的生理缺陷,导致其心理上的不平衡;二则是在现实世界中,宦官本来就一直被士大夫和外戚压制着,在更多的场合,饱受着侮辱和欺凌,因而造成了他们内心极重的报复心理,一旦他们大权在握,便会肆无忌惮、不计后果地向对立阶级动进攻。造成的后果,也必当是残酷而惨重的。

第一次党锢之祸之后,士大夫阶级受到了极大的打压,但也成就了很多人物。一时之间,贤士之名,名满天下,其中以李膺最具代表性。李膺被迫害之后,威信更高,被儒生誉为“八俊”

之。这无疑是对宦官集团的不满和蔑视。

及至灵帝即位,对于宦官更加依赖。他曾指着两名恶名昭彰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

小到日常政务,大到人事遴选,几乎全部委于自己宠幸的张让、赵忠等十人,人称“十常侍”

这些宦官抓住了灵帝年幼无知、昏聩无能的契机,大献殷勤,将皇帝置于掌中。为了让身居内宫的灵帝能够玩乐高兴,宦官专门在外组织了一场“选美”

活动,只不过这次选的不是美人,而是俊美的驴子。最终有四匹驴子得以进入皇宫大内,成为皇帝的玩乐之物。灵帝从小金玉之身,十二岁之后又被送到皇宫,哪里有机会能够见到一头驴子,因而一见之下,如见天上神物,喜不自胜、爱愈至宝。随即宦官又为皇帝招来一架驴车,供其玩乐。起初还有驾车之人,后来灵帝失去兴趣,便自己来驾车。这件事情不知不觉便传到民间,京城许多达官贵人问询,不但没有引起他们的醒觉,反而争相效仿,以为时尚,一时民间驴子成为最为炙手可热之物,价格陡涨。

灵帝毕竟只是一个少年,许多事情也只不过出于好奇之心。然而宦官如此,则是放纵灵帝成为一个昏庸无能之人。灵帝自然没有任何觉察。不久,灵帝便失去了驾驶驴车的兴趣,宦官见此,灵机一动,忙找来一只狗,戴上贤冠、穿朝服、佩绶带,大摇大摆地上了朝。待灵帝认出乃一狗时,不禁拍掌大笑,赞道:“好一个狗官。”

古语有云:“士可杀不可辱!”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不是变着方的辱骂群臣百官吗?然而宦官专权,皇帝尚且不过是他们手中一个傀儡,虽然大多数人不堪忍受此等奇耻大辱,却只能心中怨愤,敢怒不敢言。

无独有偶,在朝堂之上,宦官胡作非为;在地方郡县,宦官及其家人更是无法无天。宦官侯览此时已经是位居高官,但他却并不满足。当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之时,大肆地侵占百姓的土地,用以修建亭台楼阁,供个人享受。百姓不满其作为,便向县官告了这件事情,县官见侯览势大,不但不为民申冤,反而将之告诉了侯览。侯览知晓了这件事情,亦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将被侵占田地的百姓都赶出了自己居住的地方,并扬言如果敢回来,便以乱党论处。一时之间,许多百姓流离失所,一片天怒人怨。

此事恰巧被督邮张俭现,张俭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最恨宦官乱权、残害百姓,遂上书弹劾,要求灵帝惩办侯览。此时此刻,灵帝正在其乐无穷地恣意纵乐,刑罚行政皆掌握在宦官的手中,此书还没到灵帝手中,便被侯览扣下,并指使人诬告张俭联络党人,图谋不轨。在宦官的授意下,灵帝下令讨捕张俭等人,宦官曹节趁机奏捕李膺、范滂等人,说他们蛇鼠一窝、结党营私、意图谋害皇帝,攫取军政大权。皇帝闻言,当即大怒,派遣禁军连夜封锁城门,同时遣人前去抓捕李膺等人。可叹他们还没有任何觉察,便身陷狱中,负责刑狱的太尉一职此刻也是形同虚设,皇帝直接下令,将抓捕起来的六七百人要么流放,要么关押狱中。不久,曹节等人又向灵帝进献谗言,说在洛阳城中,士大夫一党还培植了很大一批潜在的势力,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能身居高官,把持朝政,这批势力就是太学学生。他们门阀观念极重,对于自己的恩师可谓言听计从,如李膺、范滂等辈,在太学之中皆是威信很大,党羽众多。

门第形成之后,行业之间的跨越就变成单向性的,即一个士大夫可能被贬谪而成为一个手工业者,但是一个农民是不可能跃上枝头,麻雀变凤凰的。一个士大夫的门第,以其家族中做官人数的多寡和官位的大小,作为高低的标准。像杨震,四代中出了三个宰相(四世三公)。这种门第,受到社会普遍的羡慕和崇敬。

门阀观念从当时就一直延续,它强固地维持士大夫阶层千年不坠,直到二十世纪初期的晚清政府,门阀都在中国历史上生普遍的影响。

汉桓帝即位之后,政治虽然腐败,但都洛阳的太学学生,却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训练下一代的士大夫,既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定也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所以积极支持太学的扩充。到汉桓帝统治中期之时,太学生已多达三万余人。这些太学学生,在学业完成之后,大多会成为汉朝未来的官员,因而为了谋求升迁之道,寻求治国经验,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跟政府中已成为士大夫的现任官员们交往密切。谈论儒家学派的典籍是其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有心和无意之间,他们也必定会谈论到现实政治。好像新闻记者或政治评论家,他们对人物的赞扬或抨击,形成一种有影响力的舆论,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左右朝局的变动和国家形式的展。

恰在此时,太学之中见李膺、范滂被捕,义愤之下,出言诽谤,写诗赋讽刺宦官朝政。正好为宦官打击太学学生提供了理由。在宦官的蛊惑下,灵帝下令拘捕了太学生一千多人。

熹平六年(公元177年),永昌太守曹鸾见宦官如此作为,朝中大臣大多受到打压,整个汉室几乎无人可用,遂上书要求赦免党人。灵帝没有多少主见,便叫来宦官参详,宦官认为这是替党人翻案,言辞直指皇朝大计。如果翻案成功,天下人便会说皇帝冤枉忠臣,不辨是非,支持灵帝的宦官也会遭受致命打击。灵帝闻言,觉得很有道理,他虽然比较同情士大夫,但当危机到自己的安危之时,也只能暂时将事情压下。可他没有料到,宦官们竟然将曹鸾活活打死,然后又下令禁锢党人,株连亲属,把对党人的迫害活动推向了高潮。经过这场浩劫,天下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应该说,这次天下儒生与宦官夺权的斗争,如果能够取得成功,或许能够成为汉朝重新崛起的一次契机。可惜,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党人对于宦官的势力错误估计,因而没有在最恰当的时机,给予他们最致命的打击。此外,他们没有意识到,宦官力量的基础全部寄托在皇帝的喜怒上,因而并不稳固。如果士大夫阶层稍为讲究一下方法,那么矫正宦官政治的弊端,会变得非常容易。可是士大夫领袖人物,所凭恃的却只是道德上的义愤填膺,所以终于酿成了党锢之祸,而整个局势也糜烂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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