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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成公十五年（第2页）

鱼石曰：“右师苟获反，虽许之讨，必不敢。且多大功，国人与之，不反，惧桓氏之无祀于宋也。右师讨，犹有戌在，桓氏虽亡，必偏。”

鱼石自止华元于河上。请讨，许之，乃反。使华喜、公孙师帅国人攻荡氏，杀子山。书曰“宋杀大夫山”

，言背其族也。

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出舍于睢上，华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华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鱼府曰：“今不从，不得入矣。右师视速而言疾，有异志焉。若不我纳，今将驰矣。”

登丘而望之，则驰。骋而从之，则决睢、闭门登陴矣。左师、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华元使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以靖国人。

八月，宋共公下葬。当时宋国的政坛，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泽（又名山）为司马，华喜为司徒，公孙师为司城，向为人为大司寇，鳞朱为少司寇，向带为大宰，鱼府为少宰。荡泽想要削弱公室，派人刺杀了宋共公的世子肥。华元以为：“我担任右师，国君和臣下的教导，是‘师’的职责。现在公室卑弱而不能扶正，我的罪责大了。不能做到尽职尽责，又岂敢得宠为利？”

于是逃亡晋国。

华元、华喜为宋戴公之后，即戴族；公孙师是宋庄公之后，即庄族；鱼石、荡泽、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六人都是宋桓公之后，即桓族。对于华元的逃亡，鱼府是这样看的：“右师如果回来，必然讨罪，那就没有桓族了。”

意思是，华元追究荡泽的罪责，势必牵连桓族，引起灭族之灾。鱼石以为：“右师如果得以回国，就算允许他讨罪，他也必定不敢。而且他执政多年，屡立大功，国人都拥护他。如果他不回来，反倒是要担心桓族在宋国无后了。右师讨罪，还有向戌在那里。桓族就算灭亡，也就是灭亡一部分而已。”

向戌也是宋桓公之后，与华元相当亲近。鱼石本着丢车保帅的想法，自己跑到黄河边上去阻拦华元。华元提出要追究荡泽的罪责，鱼石表示同意。于是华元返回，派华喜、公孙师带领国人进攻荡氏，杀死荡泽。《春秋》上说：“宋杀其大夫山。”

是说荡泽背叛了公族。

荡泽死后，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五人离开首都，在睢水旁边搭棚子居住。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当时的舆论对桓族很不利，有必要摆出一副自我惩戒的姿态来平息国人的怒气。同时也还有一种抗议的意味，毕竟荡泽被杀了，桓族的势力遭到了打击。华元派人制止他们，不听。到了十月，华元又亲自到河边请他们回去，还是不听，华元只好回去了。看着华元远去的背影，鱼府突然省悟过来：“这次不听从他的话，以后就不可能回去了。右师眼睛转动很快，而且说话很急，这是有别的想法了啊！如果不接纳我们，他应该跑得很快了。”

于是登上山头眺望，只见华元的车疾驰而去。这几个人知道大事不妙，赶紧上车狂奔去追华元，但是已经晚了。华元进了城，下令挖开睢水的堤坝，放水注满护城河，关闭城门，守兵都登上城墙，摆出一副防范外敌入侵的架势。

闹情绪这种事情，还是要见好就收。没休没止的话，吃亏的是自己。五人有国难投，有家难回，只好出逃楚国。在华元的主持下，向戌担任了左师，老佐任司马，乐裔任司寇，宋国逐渐安定下来。

晋三害伯宗，谮而杀之，及栾弗忌。伯州犁奔楚。韩献子曰：“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纪也，而骤绝之，不亡，何待？”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难。”

晋国的“三”

陷害大夫伯宗，在晋厉公面前说伯宗的坏话，然后杀了他，并且累及栾弗忌。伯宗的儿子伯州犁逃亡楚国。韩厥以为：“氏怕是不能免于祸了。善人，是天地的纲纪，而屡加杀害，不灭亡还等什么？”

当初，伯宗每次上朝，他的妻子都告诫他：“‘盗贼憎恶主人，百姓讨厌大官。’您这么喜欢直言不讳，必定会惹祸上身。”

被这个女人说中了。

十一月，会吴于钟离，始通吴也。

《春秋》记载，十一月，晋国的士燮、齐国的高无咎、鲁国的叔孙侨如、宋国的华元等诸侯众卿在钟离会见吴国人。这是鲁国第一次和吴国发生往来。

许灵公畏逼于郑，请迁于楚。辛丑，楚公子申迁许于叶。

许灵公害怕郑国的威逼，请求迁到楚国。十一月初三日，楚国的公子申把许国迁到了叶县。

对于许国来说，郑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自打郑庄公年代开始，郑国便不断地入侵、控制、欺凌许国。就算许国投靠了楚国，有了楚国做靠山，郑国也没有放弃对许国的侵略，摆出一副“我吃定你了”

的架势，不依不饶。许灵公将国家迁往楚国，也是不得已之举。所谓迁国，就是放弃祖先的土地，带走祖先的神位，寄居于别人的领土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