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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成公二年（第1页）

鲁成公二年

公元前589年，鲁成公二年。

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围龙。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龙人囚之。齐侯曰：“勿杀！吾与而盟，无入而封。”

弗听，杀而膊诸城上。齐侯亲鼓，士陵城。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丘。

二年春，战争如期爆发，齐顷公率军入侵鲁国北部边境，包围龙地。齐顷公的宠臣卢蒲就魁攻打城门，被龙地的守兵俘虏。齐顷公紧张了，派人喊话：“不要杀他！我可以与你们盟誓，不进入你们的领土。”

龙地人不听，杀了卢蒲就魁，而且将他的尸体绑在城上。齐顷公亲自擂鼓，将士们爬上城墙，奋战三日，攻取龙地，顺势南下，抵达巢丘。

卫侯使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侵齐，与齐师遇。石子欲还。孙子曰：“不可。以师伐人，遇其师而还，将谓君何？若知不能，则如无出。今既遇矣，不如战也。”

夏，有……

石成子曰：“师败矣，子不少须，众惧尽。子丧师徒，何以复命？”

皆不对。又曰：“子，国卿也。陨子，辱矣。子以众退，我此乃止。”

且告车来甚众。齐师乃止，次于鞫居。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

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为了救援鲁国，卫穆公派孙良夫（桓子）、石稷（成子）、宁相（俞子）、向禽入侵齐国。在新筑遇到齐军，石稷想撤退，孙良夫以为不可，说：“带着军队讨伐别人，遇到他们的部队就回去，可怎么对国君交代呢？如果知道打不过人家，就应该不出兵。现在既然已经遇上了，不如一战。”

接下来，不好意思，断片了……《左传》毕竟是本很古老的书，文字偶有缺失，也是可以理解的。根据前后文推测，这里应该是写齐、卫两军交战的情况，结果卫军战败了。当初主战的孙良夫，这个时候却想着赶紧撤退。

石稷说：“我军已经失败了。您如果不多坚持一下，恐怕会全军覆没。您丧失了部队，用什么来回复君命？”

没有一个人接石稷的话，包括孙良夫。

石稷又说：“您是卫国的卿。您有个闪失，那就是卫国的耻辱了。这样吧，您带着大伙撤退，我顶在这里。”

孙良夫竟然就真逃跑了。

石稷带着部队死战，而且对齐国人宣称“前来支援的战车甚多”

。齐军见其阵形不乱，又听说卫国的援军在路上，也就停止追击，驻扎在鞫居。

孙良夫能够顺利逃脱，除了靠石稷死顶住齐军，还多亏一个人的救助——卫国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战后，卫国将城邑赏赐给仲叔于奚，以示褒奖。仲叔于奚却辞谢了，请求“曲县”

和“繁缨以朝”

，得到批准。

“县”

通“悬”

，引申为钟、磬等悬挂的乐器。依周礼，天子的乐器四面悬挂，称为“宫悬”

；诸侯的乐器三面悬挂，称为“轩悬”

或“曲悬”

；大夫只有左右两面，称为“判悬”

；士则只有一面，称为“特悬”

。

繁缨则是马匹的一种装饰，仅限于诸侯使用。

仲叔于奚以大夫的身份，要求使用曲悬，驾着繁缨装饰的马车去朝见国君，被卫穆公允许。当然是僭越了。孔子听到这件事便说：“可惜了，还不如多给他点城邑。唯有器物和名号，不能借给别人，这是国君必须掌握的。名号用来赋予威信，有威信才能使用相应的器物，各种器物都包含了礼的精神，行礼是为了推广道义，遵循道义可以产生利益，有利益才能治理百姓，这就是政治的大原则。如果将名号和器物借给别人，等于将政权交给别人。政权丢了，国家也就丢了，这是没有办法阻止的。”

孙桓子还于新筑，不入，遂如晋乞师。臧宣叔亦如晋乞师。皆主献子。晋侯许之七百乘。子曰：“此城濮之赋也。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请八百乘。”

许之。克将中军，士燮佐上军，栾书将下军，韩厥为司马，以救鲁、卫。臧宣叔逆晋师，且道之。季文子帅师会之。

孙良夫从新筑回来，不入国都，直接跑到晋国请求派兵支援。与此同时，鲁国的臧孙许也来到晋国请求出兵。两个人都请克做主。克向晋景公提出请求，晋景公答应了，允许他带七百乘兵车去讨伐齐国。克说：“这是城濮之战中我军的规模。当时有先君文公的圣明和诸位先大夫的敬肃，所以能够获胜。我与诸位先大夫相比，还不够资格当他们的仆人，请给八百乘。”

晋景公答应了，于是克率领中军，士燮佐领上军，栾书率领下军，韩厥担任司马，去救援鲁国和卫国。臧孙许代表鲁国迎接晋军，并做向导开路。季孙行父率领鲁军与晋军会合。

这里要说明一下，晋国的上、中、下三军各有元帅和副帅，副帅既是元帅的副手，也领有相当一部分军队。所谓“克将中军，士燮佐上军，栾书将下军”

，也就是中军副帅、上军主帅、下军副帅的部队没有出动，晋国保留了实力。

及卫地，韩献子将斩人，献子驰，将救之。至，则既斩之矣。子使速以徇，告其仆曰：“吾以分谤也。”

韩献子即韩厥，担任军中司马一职，也就是军纪官。到了卫国，有人触犯军纪，韩厥要杀人，克驾车急忙赶过去，想要救下那个人。到达的时候，人已经被杀了。克的反应不是恼怒，而是命人赶紧将那个人的尸体在全军示众。他的车夫不理解：你不是来救人的吗？怎么反而将他的尸体拖出去示众了呢？

克回答：“我这是分担一下别人对韩厥的指责。”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司马要杀人，中军元帅要救人，外人看在眼里，难免对司马有看法。如果能够及时把人救下来，这件事情总有回旋的余地，对韩厥的影响还不算大。现在人已经没了，克即便不指责韩厥，只要板着一副脸，一言不发，人们还是会觉得韩厥太苛刻，甚至觉得他残忍，对他以后开展工作很不利。所以，克为了维护韩厥，干脆就站到韩厥这边了。这是领导的艺术，韩厥必定感谢克。外人仔细玩味，也能体会克的良苦用心。

然而，法家对此抱有完全不同的态度。韩非子便写道：克此举不是分谤。韩厥要杀的人，如果是真有罪，就不可救。救罪人，法就被破坏了，国家也就乱了。如果没有罪，已经杀错了人，再拿去示众，那就是让无辜的人更无辜，群众就会产生怨恨，国家也就危险了。所以，克此举，不是让国家陷入混乱就是让国家陷入危险，不可不察。

个人以为，韩非子说得有理。中国传统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该讲法的时候讲情，人治重于法治，权术重于规矩。

师从齐师于莘。六月壬申，师至于靡笄之下。齐侯使请战，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

对曰：“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

齐侯曰：“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

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余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