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斗克,原本是申县的县公。鲁僖公二十五年秋,秦、晋联军讨伐国,斗克和息公屈御寇奉楚成王之命戍守商密,被秦军俘虏。山之战后,秦晋反目,秦穆公想联合楚国对付晋国,派斗克回国求和。秦楚两国于是媾和,但是“成而不得志”
,也就是斗克没能说服楚成王与秦穆公联手出兵讨伐晋国。现代人也许觉得不算一回事,然而对古人来说,这就是奇耻大辱了。
趁着成嘉和潘崇带兵在外,公子燮和斗克发动了叛乱。他们加筑郢都的城墙,又派刺客去刺杀成嘉,没有成功。八月,二人挟持楚庄王出城,打算逃往商密。经过庐地的时候,当地贵族庐戢梨和叔麇设计引诱他们,杀死了斗克和公子燮,楚庄王这才转危为安。
穆伯之从己氏也,鲁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复,文伯以为请。襄仲使无朝听命。复而不出。三年而尽室以复适莒。文伯疾而请曰:“谷之子弱,请立难也。”
许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请重赂以求复。惠叔以为请,许之。将来,九月,卒于齐。告丧,请葬,弗许。
接着来说说公孙敖这位情圣。
鲁文公八年,周襄王去世,公孙敖奉命前往雒邑吊唁,中途携款潜逃,跑到莒国去找他的梦中情人己氏,当了倒插门的女婿。鲁国人于是让公孙敖的儿子谷继承了家业,是为孟孙谷。
公孙敖在莒国和己氏生了两个儿子。也许是思念故国,也许是赘婿不好当,也许是钱财挥霍完了,他提出了回国的请求。对于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孟孙谷的态度可以说是过于孝顺了——他以孟氏宗主的身份,在朝堂上向鲁文公和各位权臣为公孙敖求情。作为公孙敖的政敌和情敌,公子遂也表现出了宽容的一面,他准许公孙敖回国,条件是不得上朝参与政事。
公孙敖回到鲁国,并且依照约定,闭门不出。事实证明,公子遂的防范是多余的。公孙敖根本不想参与政事。他在鲁国当了三年“寓公”
,控制不住对己氏的思念,再度叛逃莒国。而且,将家财席卷一空。
可怜的孟孙谷,摊上这样一个“坑子”
的父亲,只能将苦水往肚子里吞。没过多久,他就病倒了。眼看无力回天,孟孙谷向鲁文公请求:“下臣的儿子还小,请立难为宗主,主持家事。”
鲁文公答应了。
孟孙谷去世之后,孟孙难继承家业。这时候,公孙敖在莒国又过得不舒服了,再度请求回国。这当然不容易,所以他要“请重赂以求复”
,也就是要孟孙难以重礼贿赂鲁文公和诸位大臣。孟孙难答应了,在朝堂上为父亲请命,又获得同意。于是公孙敖准备回国继续祸害小儿子。但是这一次,连老天都看不过眼了——九月,公孙敖死于齐国。
齐国派人向鲁国通报公孙敖的死讯。孟孙难向鲁文公请求,让他父亲回国安葬,遭到拒绝。
允许其回国度日,却不许其回国安葬,这个逻辑令人费解。杜预推测:孟氏请求仍以“卿”
的礼仪安葬公孙敖,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可是对照明年的记载来看,杜预的推测显然站不住脚。
宋高哀为萧封人,以为卿,不义宋公而出,遂来奔。书曰“宋子哀来奔”
,贵之也。
高哀是宋国萧地的大夫,字子哀。宋昭公提拔他为卿,他认为宋昭公为君不义,辞官出逃到鲁国。《春秋》记载:“宋子哀来奔。”
是表示尊重。
齐人定懿公,使来告难,故书以“九月”
。
齐公子元不顺懿公之为政也,终不曰“公”
,曰“夫己氏”
。
齐懿公即公子商人。
公子商人弑新君舍而自立,发生在七月。三个月过去了,他终于稳定了政局,坐稳了君位,这才派人向各国通报齐国发生的祸难。所以,《春秋》将“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这件事记为九月。
当然,齐懿公所谓的稳定,也只是表面现象。他的哥哥公子元就不买他的账,不服他的领导,始终不称之为“公”
,而是称为“夫己氏”
,也就是“那个人”
。
襄仲使告于王,请以王宠求昭姬于齐。曰:“杀其子,焉用其母?请受而罪之。”
冬,单伯如齐请子叔姬,齐人执之。又执子叔姬。
昭姬即齐昭公的夫人叔姬,也就是舍的母亲,原本是鲁国公主。这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作为妻子不被丈夫宠爱,作为母亲又失去了儿子。还好娘家人惦记着她,想把她接回鲁国安度晚年。当然这不容易——鲁国在齐国面前,历来是抬不起头的。而且,叔姬既然嫁到齐国,便是齐国人,鲁国想要她回去,多少是“非礼”
的。
公子遂想了一个主意,派人向刚刚即位的周匡王报告,请求借助天子的尊荣来向齐国求取叔姬,说:“杀了儿子,还留着母亲有什么用?请让她回鲁国,由鲁国来惩办她。”
周匡王答应了。于是这一年冬天,王室大臣单伯来到齐国请求送回叔姬。
公子遂这一招,看似高明,实则乱来。你倒是想想,齐懿公弑君自立,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只恨不能掩住天下人的嘴,不让人们说这件事。鲁国如果私下向他请求,低调处理,或许还有成功的希望。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告到天子那里,由天子出面斡旋,这不是公开打齐懿公的脸吗?
齐懿公一怒之下,不但扣留了单伯,而且将叔姬也抓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