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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第2页）

元昊最初力争西夏与赵宋是对等的独立国家，于是称宋为“东朝”

而自居“西朝”

，犹如宋、辽二国有时互称“北朝”

与“南朝”

。称呼大宋皇帝为父，自称男而不愿称臣，国号大夏，自用年号。大宋君臣肯定不会接受这个条件，一番争议之后，元昊做出了一些让步，在对宋文书上改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

。元昊在西夏自称“兀卒”

已经多年，大宋君臣对这个古怪的称呼本来就极为反感，后来又在对大宋文书上改写成“吾祖”

，大宋君臣当然认为是莫大的侮辱且有损于大国的尊严。欧阳修等臣僚也围绕这两个字上札子给仁宗，表示强烈反对。

欧阳修在《论元昊不可称吾祖札子》（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十九。（该月第三个札子）中指出：西贼欲称“吾祖”

，大宋一开始就坚决不同意。最近风闻，围绕这两个字的争议，大宋君臣又有所松动，臣听说之后，非常震惊。“吾祖”

两字，什么意思，自不待言。坚决拒绝，没有任何争议，应该是大宋在此问题上一以贯之的方针。匹夫匹妇，尚不肯对他人如此称呼，更何况国与国之间，而且是我大宋对小小的西夏。一旦同意此称呼，以后与西夏的文书上包括皇帝的诏书上都要用“吾祖”

二字，这是要大宋朝廷称元昊为父，不知道何人敢开这个口子。

为何西夏致大宋的文书中，其他称号都用番语（指西夏语），唯独此二字用华语，这不是明摆着处心积虑地侮辱大宋吗？况且西夏既然同意称臣，反过来大宋又称呼元昊为“吾祖”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笔者认为，欧阳修的此番分析有一定道理。西夏崛起之后，西北地区一些科举考试落第的举人，看到在大宋没有发展的机会，转而投奔西夏，成为元昊的助手，其中以张元最为典型，他后来成为元昊军中的重要智囊。好水川战役宋军大败后，张元奉元昊之命，在宋夏交界一所寺院的墙壁上题诗一首：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

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该诗充满了对夏竦和韩琦的戏谑及对大宋朝廷的嘲笑和蔑视，也反映了西夏君臣得胜后的自豪和喜悦。“兀卒”

改为“吾祖”

，出自张元等对汉文化非常了解的儒生之手，未尝没有这种可能。

但是，其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研究西夏史的历史学家吴天墀先生的分析最为到位：“宋朝君臣正处在封建主义伦理名分思想盛行的时期，抱持‘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一统独尊的理念，认为西夏政权既已处于割据独立状态，如再让元昊拥有冠冕堂皇的尊号，则招纳汉人的号召力量更大，必然要引起破坏、颠覆或削弱中原政权的严重后患。”

吴天墀：《西夏史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欧阳修该月上的第四个札子是《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十九。，主要批评的是朝臣中急欲与西夏议和的观点。欧阳修指出主张与西夏达成和议是如下五种人：第一，不忠于陛下的人，他们轻率对待议和一事，将来一旦因为议和给国家带来大祸患，将让陛下一人承担责任。第二，无远虑的人。和议可以带来短暂的安宁，而和议之后埋藏的大患，他们则预见不到。第三，奸邪之臣。战争爆发以来，陛下殚精竭虑，奸邪之臣借达成议和的时机，引导陛下产生太平盛世的虚幻梦想，他们也可以趁机捞取好处，这也是古往今来的奸邪之臣惯用的手段。第四，懦弱的将领和疲于打仗的士卒，他们早就被一些败仗吓昏了头脑，也吓破了胆子。第五，陕西民众，身处战区的民众，他们既要承受西夏军队的烧杀掠夺，又要承受运送粮草的繁重差役，渴望早日结束战争，过上安定的生活。

欧阳修指出，对于持前四种观点的人，陛下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对于陕西的民众，必须让官员给他们讲清楚急欲议和的坏处，同时大力减轻他们的负担。这一点可以看出欧阳修强烈的民本意识。

八月，欧阳修又就宋夏战事上札子。

由于宋夏和议陷入马拉松式的谈判中，宋夏战场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甚至边打边谈。八月，仁宗诏令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欧阳修风闻韩琦听说此事后，欲自己一人前往西北，担任陕西宣抚使，负责宋夏战场的全盘事宜。在权衡了范仲淹、韩琦二人的长处和短处后，欧阳修上了《论范仲淹宣抚陕西札子》（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他认为就二人在陕西民众心目中的威望而言，范仲淹更高一些，“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之二，四部丛刊缩印本。民谣，也是明证之一。所以不如把二人的位置暂时调换一下，等战争结束后，让范仲淹再回朝担任参知政事。从朝廷后来的任命看来，朝廷并没有接受欧阳修的建议。

宋夏和谈谈了三次，没有什么进展。庆历三年（1043）八月，宋廷又派秘书丞张子奭等前往西夏，进行第四次和谈，欧阳修知道后，又上了《论乞不遣张子奭使元昊札子》（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百。。

欧阳修指出：前三次谈判，西夏使节全无逊顺的意思，现在朝廷又派张子奭等前去谈判，而且是到延州之后，等候西夏派人来接，现在正是谈判桌上双方激烈争夺的时期，就看谁的谋略更高一筹，朝廷尤其不可显示出怯弱。元昊即使派人前来迎接，也是释放出和谈的假象，让大宋放松戒备，然后突然发动进攻，一旦这样，为之奈何。况且元昊此前已经屡用此招，或者扣留大宋使节，或者将使节杀害，这些行为，都会让大宋蒙羞，悔之莫及。或者把张子奭等晾在延州，不来迎接，进退两难，何等羞耻呀！况且此次谈判，又没有什么值得谈判的新东西。朝廷如果认为元昊可以臣服，就调大兵压境，派苏秦、张仪之类的辩士，前往西夏，凭三寸不烂之舌，促其尽快达成和议。如果认为不行，何必派遣使节？如果准备采用拖延的策略，不如将在延州扣押的西夏使节如定放回，好言好语相待，答应多给元昊一些赏赐物品。如果同意这些条件，就派使节通知大宋知延州官员，双方再进行谈判，不关闭和谈的大门。

欧阳修坚决反对与西夏和谈，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鉴于五代中原政权与辽国交往的惨痛教训。他引《新五代史·晋臣传》为例加以说明：“晋氏之事，维翰成之，延广坏之，二人之用心者异，而其受祸也同，其故何哉？盖夫本末不顺而与夷狄共事者，常见其祸，未见其福也。”

（宋）欧阳修撰，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卷二十九《晋臣传·景延广》后结语。最后以重复两次的“可不戒哉”

结尾。说明他对契丹和党项族两个少数民族政权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三）大辽才是强敌

宋夏战争期间，欧阳修尽管非常关注战场局势的演变，但是，他关注更多的是北邻辽国的动向。他深知辽国才是赵宋最大的威胁。

庆历三年（1043）六月，欧阳修又上了《论河北守备事宜札子》（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十九。，其中写道：目今朝廷与西夏之间正在议和，近日听说守卫北边边城的臣僚频频得到辽国送来的外交文书，询问朝廷与西夏议和的事宜。如果确实是这样，必须高度警惕，臣认为天下之大患，不在西北，而在北方，辽国始终是大宋最大的威胁。自澶渊之盟以来，将近四十年，双方虽然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但是辽国动不动就向大宋提出财物或领土方面的无理要求。辽国不似我大宋这样的礼仪之邦，信守盟约，而是遇强就弱，遇弱就强，和平时期尚且这样，如今趁着大宋与西夏战争的时期，不知又会提出什么更无理的要求。辽国如果有询问宋夏议和事宜的外交文书送来，则说明其奸计已经萌发，如果大宋与西夏不能达成和约，它势必责备大宋违约；如果达成和约，辽国又视自己为调和功臣，向大宋提出无理要求。不出几年，辽国可能对大宋发动战争。但是，大宋在河北地区的防务不能令人满意，多年以来，苟且偷安，必须马上改变这种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