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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观电影与召唤美学（第1页）

静观电影与召唤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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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举行了“政治、伦理与美学：中国独立纪录片之路”

论坛，它是第八届中国独立影像展的组成部分。论坛得到影展组委会张献民、曹恺、沈晓平等人的支持，我是主要策划人之一。近几年独立电影界有一个共识：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理论、评论滞后于创作，应该加以推动。而我作为研究者，也很想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因此邀请一些关注独立纪录片的学者集中呈现他们最近的思想。大家各拟题目，主题完全任意，只要是最近感兴趣的，这是我为他们提出的要求。“中国独立纪录片之路”

的题目是复旦大学吕新雨教授拟定的，论坛现场也由吕教授主持。

现场主持人希望我首先发言，我主要谈了对中国独立纪录片历史的文化理解，提出用“静观电影”

来代替“直接电影”

的概念，也谈了本届影展首次设立“年度真实人物”

的感想。其后发言的是台湾政治大学的郭力昕教授，他谈的内容是台湾纪录片里的滥情主义和政治意识的消解；深圳大学郭熙志教授的题目是《纪录的边缘和边缘的纪录》，他谈及纪录片中私影像的伦理问题。吕新雨的发言题目是《底层的伦理与政治》，她对我提的“静观电影”

提出质疑，然后强调了导演与俄罗斯贵族民粹主义精神的血缘，强化

了阶层的观点和导演的底层代言者身份。纽约大学司徒安教授简要地叙述了她对中国独立纪录片文化传播的参与，同时也论及导演的身份分裂问题，她认为观察式和参与式纪录片拍摄方法无法完全剥离。

论坛现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独立电影界历来有争论，本次争论被一些人看作是历次争论的延伸，但这次似乎是最激烈的，延续时间也最长。本文首先介绍我的发言，并在文中对当日的论点做出重要补充，然后简述论坛前后争论的脉络。这或可为了解中国纪录片的文化环境，提供一份参考。

一、我的发言：静观电影再阐释（以及补充）

我在南京论坛的发言，是先前发表的两篇文章的延续和修正。一篇是《中国独立纪录片20年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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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Note#1（《电影艺术》，2010年第6期），另一篇是《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契约精神》（《电影艺术》，2011年第5期）。在第一篇文章里，我鼓励一种超越直接电影模式的意志，也描述了创作者正在试图努力超越的事实：中国独立纪录片作者的主体性正在慢慢加强，作者在纪录片文本中的存在感正在递进，从美学丰富性的角度来讲，这也是观物、感物方式的多样化。第二篇文章里提到了一种契约精神，这个契约有多个层次：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作品与现实、拍摄者和观众之间……这里的契

约显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是一种心灵的准则。这其实涉及纪录片的定义和界线，因为这些年主体性的发扬和个性彰显，是从超越直接电影模式来突破的，但一些超越的理论已经不仅是对于某种纪录手法的超越，而是对真实本身的否定。它认为真实不可得，应打破剧情片和纪录片的分别。

尤其在理论界，这早已是一种常见的表达。我发现这些话语里往往存在着混乱，最后只是“词与词的斗争”

。大家在试图鼓励的方向上或有不同，但根本分歧经常并不存在。关于“真实”

，我认为没必要把一个词推向极端，导致它到了一个无法使用的程度。在实践中，我们也没有看到从根本上驱逐掉了真实约定的纪录片作品，即使那些号召放弃真实的人，也没有真正实现过。我并不反对超越直接电影方法的意愿，只是某些反对意见里出现了错误的知识，我试图辨明它。

对于那些激进的知识，比如“真实不可达到”

，所以要取消纪实、虚构的界限，理论界在2000年左右就开始推广这种后现代纪录片理论。我很理解这种意愿：不接受任何固定事实结构的制约，以自由意志来塑造一个丰富我们精神世界的存在。这是我赞赏的追求。但是纪录片的传释过程具有特殊性——如果我们没有了制约，反而干扰了我们的自我理解，让我们从纪录片

里培养出来的感受力衰竭。因此在论坛上，我从理论的角度，讲到我不赞成主体的过分浪漫化。反对真实就造成了真实虚无主义，其实就取消了纪录片本身。这不是多元化策略，反而是一种导致贫瘠的理论。“真实”

被虚无主义之后，自我主体和自我的感受成为一个最高原则，就可能把一切事实领域变成一种美学领域。

我似乎是在为“直接电影模式”

辩护，其实只是希望辨正是非。在对直接电影模式的分析里，我觉得我从其他领域里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武器：日常生活的表演性。反对的意见里总说纪录片被拍对象在镜头前也有表演成分，因此也是虚构，与剧情片无异。日常生活里面也有表演性，我坐在这里表现出来的状态可能与在其他空间里不同，纪录片的表演本质上也是这样，都属于“日常生活的表演性”

，因此这与剧情片的表演性质不同。另外，最近的纪录片正经历一场更为深刻的改变，它开始“行为艺术化”

。传统的纪录片观念可能会觉得纪录片一般就是纪录，形式营造只体现在剪辑、拍摄角度的择取和后期音乐等方面，它偶尔也会刺激被拍者，但一般不会生造太多的电影内容。但如今有些纪录片已经开始制造内容，比如在现场进行一种日常生活逻辑之外的表演。纵然如此，我认为它仍然与传统的表演不同，因为

它不具有一种“时空的假定性”

。我们仍然可以将这一切放在纪录片的范畴内加以理解。

同时，当我回头再观看过去那些以直接电影模式创作的纪录片时，发现了一个由数量众多的作品组成的纪录片传统，这在《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契约精神》一文里已有描述。面对那个传统我生发了阐释的兴趣。我们应该把它们看作一个既已形成的传统，而且应该有自己的阐释，以期获得更深入的自我理解和文化自觉。我使用“静观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