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冬天的故事》的传播情况如何?
朱传明:几乎就没做放映,就在国外电影节转了一下。我在国内没怎么放,是因为我本身对它不是太满意。这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我想要拍摄的东西和我想要的那个方式,没有呈现出来。但这个不满意也有很多方面的。这个片子你说它采取的是很不纪录片的方式,这个东西说实话很难说的,片子在鹿特丹电影节和维也纳电影节的会刊上都写着:纪录片式的电影。
我在做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我拍的这个不是一个纪录片,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剧情片,节奏又这么缓慢。因为这个创作,一直有一个延续的东西,我之前想拍的东西、想象的电影和拍摄出来的电影是不一样的,包括后来的那个素材我又重新剪了,我把那个剪掉了13,我留了23。本来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后来我又把它剪成了一
个封闭的空间,这是开始之前我没有想到的。这个原因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因为以前只是拍纪录片,那个时候你怎么拍,你回头怎么剪跟这个不一样。我对它的控制可能不是那么好,只是有一个大的框架,不是那种特别严格的。包括这个故事在拍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没有剧本的,好多戏都是现场加的、现场编的。
王小鲁:《冬天的故事》的做法就更加彻底地纪录片化了,比如在现场找不可预期的素材,比如最后女主角在大街上拉客,用长焦拍的,给人偷拍的感觉。开着车的人在街边与妓女讨价还价,我怀疑那是真的。
朱传明:有些就是在现场偷拍的。那全是真的,我们在车上拍,女的全是演员。她们先跟他说多少钱,然后跟他还价,到他们要拉她上车的时候,她就说,对不起,我们是拍东西的。哈哈哈。
王小鲁:有一个女演员被车拉走了,她最后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朱传明:是有个人被拉走了,因为要让她走,必须要上车的,我们就派自己的一个人开车过去。所以这里头有真有假,有的时候用变焦镜头拍那个司机过来,那都是真的。
王小鲁:在天桥上买烤红薯,还有去人才交流市场,感觉那都是真的。那个去找工作的演员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但他过去与人交流激发出来的状态,都是真的。
朱传明:那个是真的,我们在人
才交流市场拍摄的时候,把话筒都收起来了,不用话筒。原先都是有话筒的。人家就以为是来找工作的,没把这个演员当成演员,把这个拿摄像机的就当成是电视台记者,因为我们拍摄之前跟他们打招呼,说我们要拍摄点东西,所以那些人也没有出来说什么,里面那些工作人员就以为我们是电视台的来做采访。整个拍摄我们把它弄到最简单。
王小鲁:《冬天的故事》的剧本在拍摄过程中是怎么样即兴修改的,你能讲一下吗?
朱传明:开始时候是有剧本的,拍着拍着剧本就都变了,都改了,包括里面的一些戏。剧本只给了一个大概的东西。我们合作的那些人都是我的同学,有的是同班同学:刘爱国、杜海滨、汪士卿、韩新军、殷商、周艺文、王锦明、丁匡一。那个男演员茅毛,有很多主意都是他出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是我1996年读本科时的同学,他是表演系的,我是摄影系的。剧本的大概框架是这样的,有好多是临时加上去的戏。剧本比如说是一个人去人才市场找工作,但是拍摄的时候,你就会加进去很多东西。这种工作方式得益于我们以前拍纪录片的对现场的适应能力。你不拘泥,你就会随物赋形。这种工作有好的一方面,那就是比较灵活;坏的一个方面就是,这样的工作方式会使你的片子有点走形。也
许好了,但它已经不是原先的一些东西了。这个东西也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害。
王小鲁:我发现你的表达是十分节制的。那个妓女打胎之前,她和男朋友去吃饭,发现男朋友在跟前台的女孩用眼神调情,这个时候,镜头只出现了妓女忽然把眼睛抬了起来的镜头,她发现了眼前的一切。接着,下面好像是隔着一个镜头,就是那个妓女去打胎。这个设计让人觉得非常朴实,但也十分有力。
朱传明:因为这个片子本身就是要做成朴素的电影,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尽量减少冲突的东西,在后期剪辑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些冲突的东西给去掉了。
王小鲁:去掉的都是什么样的片段?
朱传明:比如两人在那里打架啊,我们尽量把这些东西都去掉了。因为这样一些人物在一起或者分开,很多时候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人在那么一个状态下,我们会时时刻刻地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他的心理动机。我们在拍摄之前,每个动作都要想他为什么要这样。找到了他的心理动机,把他的心理动机恰当地外现,我觉得就行了。
王小鲁:而你这里没有十分强化这些动作,而是给人一个隐隐约约的感觉。就像生活中的某些冲突,它有着某些原因,但有时候又影影绰绰,难以索引。
朱传明:对,因为他符合人物当下的一个行为的习惯,一个心理活动的那样
一个层次。因为人啊,很多时候是下意识的。你说是吧?他受了伤,不一定要说出来,特别是这里面的人物处于一种爱情的状态里,所以我们尽量把一些大的动作给压下来。
※
王小鲁:我还觉得,你拍片心态轻松,没有掩饰。我觉得你几个片子都有色情意味。
朱传明:这就是我喜欢朱文小说,喜欢布努艾尔的原因,包括日本的今村昌平导演,他们的电影里都有性,因为性本身就是人生活的巨大的构成。我觉得我拍一个人不拍性,就不够完全。
王小鲁:比如拍那个《群众演员》,里面一群年轻人住在一个床上,看黄片。虽然盖着被子,但你的摄像机镜头推上去对准他们身体可能起反应的部位,我觉得你的那个镜头十分坦白。当然,说实话,有的观众其实最想看的也是那个部位。但是换了别人去拍,可能会避讳这一块,怕别人看出他的下流。
朱传明:其实我拍性,不是拍性本身。我要拍性本身,那我就成了一个情色导演了,顶多是丁度·巴拉斯,但我拍的是性背后的东西,我是通过拍摄性来写人。因为你想,性是找到通向人性深处非常直接又非常幽秘的一个通道,我要找到一个最准确的穴位,要进入到人的内心。
王小鲁:但我觉得这个色欲表达,反而是你在这一拨新导演中的优长和特点,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故事》,发挥得
很好。
朱传明:比如最后一场戏,别人可能会说,他很厉害的,像真的一样。其实最后那场戏,我们是想拍摄这个男人和一个卖碟的女人,他们两人性交背后的动机,各自非常凄凉的东西。我是想拍他们做爱前和做爱后每个人的心理动机。因为男人孤独,受伤害,女人则是因为欲望本身,还有来自生活的压力,各种东西混合在一块。他们欲望指向的对象,和心理指向的对象,我感兴趣的是这个东西,包括之后的人物内心的空虚,我感兴趣的是这个背后的人物内心的情感层次。
王小鲁:这个当然是这样的,很多导演都会通过性和欲望表达其他的思想。但是,你的长处恰好在于,你的挑逗能力是很强的,性本身的快乐你发掘得很充分。你可以诚实一点说,没必要避讳,你挑逗观众欲望并满足这个欲望的能力是很强的。只看这一点,我觉得你比其他导演更适合拍商业电影。
朱传明:对对。而且我喜欢这样的东西,我喜欢这种挑逗。
王小鲁:所以你拍的性场面跟别人不一样。最近一些导演也在拍性,但调子跟你的绝对不同。
朱传明:他们很忌讳,他们很唯美,我跟很多导演聊的时候,他们比较忌讳这一块。他们把这一块用东西掩盖过去,毕竟性是很私密的,但是性又是日常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所以我很感兴趣
的也是它背后的那些东西。
王小鲁:你这个电影里面的女人,都出卖自己的肉体,里面大概有四个女人,都是说脱就脱,说卖就卖。如果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来看你这个片子,就会有很多值得她们挞伐的地方。
朱传明:上次在张献民家里,有一个女观众,刚看完就跑掉了……我喜欢的欧洲导演,比如英国的迈克·李,他拍的《赤裸裸》(1993),还有哈内克,拍过《钢琴教师》(2001),还有一个是《狗日子》(2001)的导演,我喜欢这些导演。我喜欢的这些导演都是有着强烈的生命力的,再比如阿莫多瓦,他们都是肉欲很重的,活色生香的,我喜欢这些电影。我反而不喜欢塔可夫斯基的那种禁欲的电影。
王小鲁:电影里表达欲望没有错,我说的是你对女性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