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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可怜的麻雀（第1页）

我来到了这个镇上，来到了这个如果不是因为军的死我永远都不可能来到的镇上。这个镇在中国北方算不上大，也算不上小；说它算不上大，是因为这里生活的人口总共也不会超过两万；说它不算小，是因为这里毕竟通着一条铁路。春节的气氛还没有散尽，三三两两的儿童互相追逐嬉戏着；一个小孩扔了一个摔炮，其余的孩子赶忙捂紧了耳朵。寒风吹着鞭炮燃烧过后剩下的残纸，夹杂着一丝丝煤烟和火药味拂过我的脸，我赶忙用手捂住了鼻子。

司机领我来到了军出事的地点，铁轨上还残留着军的血迹。听警察说，军是在这里被火车撞死的，现场还留有军的一枚衣扣。是的，这枚衣扣是军的，因为我认得这枚衣扣，这种衣扣只有东京恒源制衣厂才产，是我送给军的大衣上的。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酒在铁轨上，洒在军的血迹上。我用随身带的水润湿了手帕，拭下军的血迹，用塑料袋将手帕包好，揣在了大衣兜里。

寒风冻得我发抖，我用双手紧紧握着项上的红丝巾。我在铁轨旁不知站了多长时间，火车的汽笛声惊了我一下。司机小声对我说：“小姐，回去吧！”

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下午三点了。

我和军是两年前在北方冰城哈尔滨相识的，那时军的精神已经不太好，但还没有太坏。为了帮助父亲做生意，我决定到黑龙江大学继续精修汉语。爷爷当年参加过侵华战争，晚年时他深为自己及同胞的所做所为而深深感到内疚。为了完成爷爷的一个心愿，我选择了黑龙江大学作为我在中国精修汉语的摇篮。

到学校的第三天是星期天。下午我乘车来到松花江边，这时江已经封冻了。上面有三三两两的行人小心翼翼地过江，还有一些工人在切冰、托冰，听说是为兆麟公园做冰灯。空中有几只风筝在孩子的操控下越飞越高，这座城市的冬天的确很有魅力。

我来到了距离北岸两公里左右的一座小屋前。屋子很旧，好在是砖的，房顶铺的是油纸。我轻轻地敲了一下门，门开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站在我的面前。她照比爷爷给我的纸上画的老太太已经老了许多，但从模样上还可以看出她就是我此次来中国要找的那个人。她稍有些驼背，额头上刻有几道深深的皱纹。

“姑娘，你找谁？”

老人问。

“老奶奶，我是北海道介川龙一的孙女。”

我说。

老人身子微微一颤，她用慈祥的目光从上到下打量我，没说话，把我让到了屋里。屋子不大，倒是很暖和。离门口三步远就是火炕，炕上放着老人已经衲好了一半的鞋底。

“王奶奶，”

我坐到炕边上说，“我爷爷对我讲了他和您的故事。中日战争结束后，爷爷得了肺癌，五年前他去世了。临终前他把绘着您的肖像给了我，说您救了他的命，让我一定来中国找到您，并把他剩余的全部积蓄转赠给您。”

我从包里取出一个用破旧的报纸包的小包，放在了老人跟前。

老人打开了报纸，我看见她拿报纸的手在微微发抖。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张报纸，我心想：“难道她懂日文？”

“我当时非常恨日本人，”

王奶奶慢吞吞地说，“不但我恨，我们村里人都恨日本人，日本人烧村子，抢东西，我唯一的儿子就是被日本人抢去做细菌实验死掉的。那是一九三八年的秋天吧，一支抗联小分队在离我们村五里地的兴胜村和日本兵交上火了，结果那支日军小分队被全部歼灭了。那天我去城里打听儿子的下落，回到家太阳已经落山了。我忙去草堆抱草，准备做饭，在草堆旁我看见一个日本兵躺在那里，脸上前胸满是血。我不知他是活的还是死的，赶忙回屋去取镐头。我提着镐头返回草堆，轻手轻脚走到日本兵近前，将手探近他的鼻孔，发现他还有呼吸。我想用镐头朝他的头砸下去，好送他上西天，却发现他的右手插在怀里，似乎想要掏什么东西。我乍着胆子把他的手拽了出来，看见他的手里捏着一个纸包，就是用这张报纸包的，”

说着她用手指着炕上的纸包，“我好奇地掰开他的手指，打开纸包，发现里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一家三口，两口子和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那个男的可能就是我面前的日本兵。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便起了善心，不想杀他了。我提了桶水来，蘸湿毛巾擦干了他脸上的血迹，这才看清他果然是照片上那个男人。我往他嘴里饮了两勺水，他渐渐苏醒过来。没想到他竟会说中国话，他睁开眼后先问我这是什么地方，然后又谢我，又问我为什么不杀他反而救他。我不愿和他多说话，但他告诉我他家住在日本的北海道，他的名字叫介川龙一，还坚持要我告诉他我的名字。我哪有名字？只好告诉他我夫家姓王，然后就提着镐头和水跑回屋里扣上了门。”

“爷爷从您那里得救后就因负伤申请回国了，”

我说，“他经常对奶奶和爸爸说，我们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太深了，怎么赎都赎不清。他把政府发的伤残补助和退休金都攒了下来，一部分捐给了孤儿院，捐给了那些因为战争失去父母的无辜的孩子们，一部分让我交给您，一是感谢您的救命之恩，二是替日本人赎一分罪。”

王奶奶说：“我当时若不是看到那张照片，大概也不会救他，说不定还会一镐头砸死他。看到他们一家三口那个幸福的样子，我就想起了我的儿子。我知道，日本军队来侵略中国，你爷爷说的也不算，他也不爱打仗。”

王奶奶一边说一边拿起那沓钱，递给我说：“姑娘，你爷爷的这份心意我领了，这钱我不能收，我也不缺钱，家里就我和老伴两个人，上年纪了，吃也吃不动，穿也不穿什么好的，干什么花钱？我老伴每天赶马车在冰上拉游人过江，能赚不少钱，你把钱捐给孤儿院吧！我老了，也不知该把钱往哪儿捐，你们年轻，有文化，就算替我捐了吧。”

我无奈地对老人的慷慨表示理解，站起来给老人深深鞠了一躬，然后离开了她的小屋。

走在松花江的冰面上，我回忆起小时候父亲经常给我讲爷爷在中国时的故事，还有父亲创业的经历。我父亲是日本数一数二的企业家，从中国改革开放后，我父亲是第一批在华投资的日本商人中的一员。父亲特别热爱中国文化，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带我参观过中国历史博物馆，向我介绍这个泱泱大国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并要我长大后学习中文，帮他做生意，他希望我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一份贡献。我正在想着父亲放在我肩上的重担，突然脚下“咔嚓”

一声，紧接着冰冷的江水浸湿了我的皮靴，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人已掉进了冰窟窿里。我用双臂撑着冰面想爬上来，可是冰抵不住我身体的重量，又塌了一片。这样反复三次，我的腿已经被江水冻得要抽筋了。正在我的身体将要往下沉的时候，一只大手握住了我的右手。我抬头一看，冰面上趴着一个小伙子，他把另外一只手也递给了我，然后把我拽出了冰冷刺骨的江水。

那天我很狼狈，都不知道怎么回的学校。事后我才了解到，救我的这个小伙子叫军，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的。那天他和几个同学到江上放风筝，从远处看见我掉进了江里，这才跑过来救了我。为了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第二个星期天我把他约到了中央大街的“相约酒吧。”

那天军穿着一件稍旧的深蓝色大衣，坐在我的对面略显拘谨，我问他是否经常和女生一起单独吃饭，他说这是第一次。

军在中国人中算是中等身材，属于刚开始坐下来比较沉默，和你熟悉以后就变得比较健谈的那种男人。

“谢谢你救了我。”

我虽然知道“大恩不言谢”

这句话，但还是先说了这句话。

“你不用这么客气，谁遇到这种事都不会见死不救的。”

军回答得也很老套。

“你家是本市的吗？”

我问。

“不是，我家是农村的。”

军喝了一口啤酒说，“我的父母是很苦的。由于我初中毕业后没能考上重点高中，只得在一所镇里的普高就读，高中毕业又没能考上大学，又在县里补习了一年，可是这一年我又没考上。家里为了攻我上学，花了许多钱。看着父母累得越来越弯的腰，还有着急结婚的弟弟，我真恨自己无能，可同时又不甘心放弃学业。我咬着牙在县城又补习了一年，这才考上了现在就读的这所大学。明年七月我就毕业了，我得赶快挣钱，减轻一下家人的负担。”

我没想到他会和我说这些，于是问道：“你毕业后会去哪里？”

“大概会被分到工厂吧。”

军无精打采地答道。

“你不如和我去日本吧，到那里可以挣到很多的钱。”

我试探着建议军。

“我到日本能干什么？我又不会日语。”

军不屑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