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的学者人间情怀
*陈平原,1954年生,广东潮州人。著名文学史家,教育家。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北大中文系教授、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化。
20世纪80年代初的某一天,广州中山大学一个讲堂里挤满了学生,北大著名的文学史家王瑶先生正在演讲。其中有一位潮汕籍学生也在凝神听讲,可是总听不清讲些什么,因为王瑶先生的山西口音很重。但这位青年还是被王瑶先生的“气场”
给征服了:先生口衔烟斗怡然自得,在大庭广众中发出爽朗的笑声,是那样有学术的自信和人格魅力,让这位青年非常赞佩。他就决定报考王瑶先生的博士生。
这位青年就是陈平原。
那时资讯不如现在这般发达,报考北大谈何容易?陈平原绝顶聪明,就投石问路,把自己写的一篇关于许地山的研究论文寄给北大的钱理群。钱理群是热心人,看了陈平原的论文,拍案叫好,就转给王瑶,建议王瑶先生招收陈平原读博士。经过考试,陈平原确实很优秀,就被录取了。那是1984年秋,陈平原如愿考入北大,成为中文系的首届博士生。
我也是那一年考上博士,成为王瑶先生二度入室的弟子,这就有幸与陈平原成为同学。北大中文系本来是第一批可以招收博士生的单位,可是老师们那时还想等一等,不怎么热心招生,首届博士生全系就只有陈平原和我两人,其他专业都还没有招生。我们颇有些孤独。除了英语和政治课(学《反杜林论》),也没有其他必修,主要是自己学习、摸索。我那时还在职,要讲课,又有家,比较忙,与平原兄同学三年,交集并不多。只是有时在导师家里,或者一些会上、课上见面。我感觉陈平原思想活跃,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平原兄毕业后留校,我们又成为同一个教研室的同事,此后几十年交往才多了起来。
陈平原有很强的专业敏感,总能抓到新鲜而又适合自己的题目。当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刚刚拨乱反正、恢复元气之时,他的眼光就转到清末民初,试图突破当时有定论的“现代文学三十年”
框架。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以1898年作为中国小说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起点,而不是通常认为的“五四”
前后。他大胆采用当时刚传入的西方叙事学理论,把小说叙事形式的变化与社会文化的转型结合起来,探讨了晚清与“五四”
两代作家如何完成小说叙事模式的变迁。这是颇有创意而且富于成效的研究。
也就是这篇论文,奠定了陈平原治学的根基,相当稳实。有意思的是,三十年过去,到了2017年,上海华东师大有一个在业内有影响的奖项——思勉原创奖,仍然从平原兄已出过的几十种书中挑出这一本,给予奖励,这是有眼光的。
也就在平原兄博士论文出版前后,北大严家炎、洪子诚、钱理群等六七位老师申请了一个项目“20世纪中国小说史”
,也打算从清末民初一直写到当代,是多卷本。可是集体项目容易成为“和尚挑水”
,和尚挑水,很难做好,多年过去了,也就只有平原兄写完他负责的第一卷,即清末民初部分,其他几卷都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文学研究界在流行“方法热”
,并对当时主流的文学史(王瑶先生与唐弢先生的两种现代文学史)进行反思,陈平原也跃跃欲试要重新擘画现代文学史的写法了。那段时间,陈平原经常和黄子平(那时也是北大老师)到北大南门21楼钱理群的单身宿舍聊天,谈天说地,挥斥方遒。他们聊到文学史的新写法,试图要突破既有的、与革命史完全“对应”
的框架,初步拟想新的文学史叙述主线与板块,比如启蒙、悲凉、融入世界文学,等等。他们非常兴奋,就以对谈的方式把讨论的内容记录整理下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随后,上海等地也有陈思和、王晓明等提出“重写文学史”
,与北京的“三人谈”
遥相呼应。
记得“三人谈”
发表后,王瑶先生是不满意的,埋怨他们“包揽”
了那么多不同类型的文学,梳理出什么启蒙、感伤等文学史特征,唯独遗漏了在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左翼文学与革命文学。应当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概念的提出,对于当时文学史写作的框架与方法是有很大的启示意义的,而王瑶先生的批评也有其道理。只因为这个新概念仍然比较粗放,缺少可操作性,也始终未见按照“三人谈”
思路写成的文学史。但对于陈平原等三人来说,这可是“爆得大名”
的一个机会。后来陈平原与老钱、子平结为莫逆之交,也许还会加上在美国的王德威,彼此相辅相成,成就了很自信且自足的“学术共同体”
。
三人中老钱最年长,却比较理想主义,富于激情,点子多;黄子平智慧,更带文学气质;陈平原最年轻,反而沉稳圆融,遇事会拿捏分寸。三人可以说珠联璧合,在学术推进方面风云际会,成就功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学术空气一度消沉,“重写文学史”
和“20世纪中国文学”
也遭遇挫折,陈平原审时度势,决定往“学院派”
务实的理路上转。他和一些好友合作主编人文研究集刊《学人》,影响也挺大的。而他自己却研究起武侠小说来了。这大概为了呼应当时的“金庸热”
,人们希望超离现实获得某些天马行空的愉悦。虽然《千古文人侠客梦》仍然秉持陈平原用惯了的作品结构类型分析方法,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但也赢得了普通读者的热烈关注。不过,平原兄的这本书似乎已经把观众带到“后台”
,去看“演出”
背后的秘密,不知会不会有点“煞风景”
。
1990年代后期,也许觉得现代文学研究的地盘小、拥挤,难于施展拳脚,陈平原决定再转向,转到学术史研究。起因是王瑶先生生前有过的构想,希望写一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而且和陈平原谈过学术史研究的意义。陈平原为导师生前未能实现这个写作宏愿而深感遗憾,决定自己来写。他转向学术史研究,也是因为看到当时学界所面临的困境,以及空疏的学风,有自己的反省。他希望通过《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写作,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确定自己的学术路线。他并没有完全按照王瑶先生原来的设想,对近现代学者做全面论评,这可能工程太大,力有不逮;而重点选择章太炎和胡适作为评析的个案,则更有利于凸显“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