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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谢晋 20世纪80年代电影政治范例（第1页）

反对谢晋：20世纪80年代电影政治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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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为《电影政治》一书的出版及我所提出的“电影政治”

这一概念，出版社和我组织了几次电影对话活动。我们曾邀请第六代电影代表人物谈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政治，因为第六代的电影叙事在中国电影历史上发生了一次范式转换，这是第六代导演反对20世纪80年代电影模式的电影政治。上海书城的这一次活动则邀请了彭小莲导演和朱大可教授。朱大可是80年代电影评论界的重要人物，彭小莲则是80年代开始创作的著名导演，从其作品和行动里皆可考证出其电影政治的丰富内涵。朱大可先生的学术亮相，可以追溯到1986年的“反谢晋电影模式”

。谢晋在80年代彪炳天下，在上海更是电影权威。上海电影制片厂（下文简称“上影厂”

）将朱大可的“反谢晋模式”

视为对其声誉的一记重创。而彭小莲在80年代是上影厂职工，当其开始创作之际，谢晋导演作为前辈曾给予指导。两种身份天然有不同的历史情感，这个对话格局的建立是我始料未及的。

对话现场因我而召集，但两位所谈更具有记录的价值，我也愿意从其中获得电影政治的确切例证。本文更多将其谈话的精彩部分照实直录，我仅扮演一点评人的角色。朱大可先生当天的论述，涉及“反谢晋电影模式”

的前后经过，也涉及上海沪西工人文化宫“工人影评组”

等往事，另外他也对当年的行动进行了再评价。那天上海书城听讲的人并不多，朱大可感慨系之，认为这是上海文化现状的象征，并由此怀念80年代中期朱厚泽等人所营造的文化开放时代，这使得当时的讨论得以展开。

朱大可的回忆大概如下：“1986年的时候，上海做过一个文化战略研讨。全国来了400个专家，声势浩大，我参加了文学和电影分场，在复兴西路。会上我提出一个观点，我认为上海电影面临一个新的电影模式。那么为什么会提这样的问题呢？因为当时我们年轻的一代，响应的是整个启蒙运动思潮召唤，当时的启蒙运动在80年代主要是针对‘文革’后依然残存的旧帝国意识形态，尤其是针对妇女在中国社会地位的延续，这个东西在谢晋电影里面有极其充分的表达。按照今天的女权标准来讲，这是非常典型的，需要被批判。谢晋电影里面的女人都是逆来顺受、自我献身的。基本上他的女主角都这样，这当然跟谢晋的生活经验和家庭有很大的关系，可以理解。但是基于电影导演的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要挑战的对象。

“像上海华东师大有一批青年学者，包括当时的李劼，我们有一个活动场合——沪西工人文化宫。工人

的影评是中国的一个传统，非常重要。沪西工人文化宫（简称西宫）在全中国是典型的代表，前两个月，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还专门讲了沪西工人文化宫，就是这么一个电影评论小组，居然搞了中国第一场表演艺术家刘晓庆的个人研讨会，这是1949年以来的破天荒。还有当时的先锋电影，比如陈凯歌《黄土地》《大阅兵》（1986）、《孩子王》（1987），都在首映前到上海沪西工人文化宫听取工人影评人的意见。

“当时还有一个细节，陈凯歌拿着《孩子王》在西宫放，放完以后，开始开座谈会。工人影评人说听不清楚，整个对话全听不清，陈凯歌当场就不开心，马上脸色一变，说，不对！所有的声音，我都是用仪器测试。后来我那天坐在第一排，我说我证明一下，我也听不清。我说听不清，他才算重视。人的耳朵其实是一样的，不管是什么人。”

其实最早“反谢晋”

来自西宫影评组组织的一次讲座，朱大可之后深化了这一论题。朱大可曾经是相机厂钳工，后来进入大学，1986年时已大学毕业。他经常参与工人文化宫影评组的电影活动，影评小组的热情经营也推动了他的热情，他当时与这个影评组是一体同在的关系。按照朱大可后来的说法：“工人是我们的听众和拥趸，也是我们的盟友。”

我对沪西工人

文化宫影评组的这段历史略有了解。80年代不止上海，很多省份都有工人影评组，当时统称“群众影评”

。群众影评的文章曾结集出版，我翻阅过，感觉水平参差不齐，对于电影的道德评价和政治评价占比最大，有人表达对电影道德状况的担忧，也有人以安全的政治主张如爱国主义、支持改革开放作为电影评价的尺度。但也因人因地而异。我认识沪西工人文化宫的组长楼为华先生，此次朱大可参与对话，也有赖他的促成。他在20世纪70年代下放到北大荒后，曾做过流动放映队的放映员，当时《创业》（1975）广受民众欢迎，但是江青等人要禁《创业》，楼为华愤而撰写万言书上诉。80年代他被分配到沪西工人文化宫。我曾去此地寻访，在普陀区的武宁路，今日自然已不见当年的热闹景象。我在不远处发现了上海工人运动的纪念碑。这样一些符号的关联令我深感此处异常复杂的文化内涵。

记得楼为华先生曾说，工人影评其实是“文革”

的产物。上海工人的历史更是一部现代史，他们比别处的工人更具历史感。对话时朱大可提到了宗福先的《于无声处》，那本是1977年上海工人文化宫推出的一部戏。“这个戏是为邓小平平反的，演了上千场，居然剧组被请到北京去，而且请到人民大会堂去，让全体剧组成

员旁听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是中国任何一个艺术团体都没有过的一种殊荣，这也是一种政治文化。

工人影评是一种明显自下而上的，也就是说主动的“电影政治”

表达。80年代的工人影评小组的热情，显然对“文革”

时期热烈的政治文化习惯有所继承。80年代与“文革”

去之不远，今天多将激情澎湃的80年代称为“理想主义年代”

“伟大的80年代”

，但我认为80年代青年的情感和思想的形式，很大成分来自“文革”

。但是，这又意味着什么？必须弄清这一点，才能够真正评价工人影评的文化意义。工人阶级是领导一切的先锋阶级，80年代其阶级优越性的意识形态还在起着作用，我们仍然能从当时的电影中感受到这一切。彼时上影厂电影的场景，最多的就是工厂，以造船厂出镜最多。“文革”

是“全民政治”

，8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和艺术中的“去政治化”

，正是针对这一“过分的热情”

，这种政治热情其实后来曾长期被否定过。那么，1976年以前的工人政治和《于无声处》的文化政治，还有沪西工人文化宫的文化政治有什么关联？它们和今天我们所提倡的电影政治又有什么区别？

我认为四者之间，是权力由上往下（基层）逐渐降落的过程，对于行动者来说则是一个主体性逐渐提升的过程。在最早阶

段，工人利益虽然受计划经济结构的照顾，但他们是被赋予的，其政治激情被建构，仍然属于被动。对于80年代的沪西影评组来说，这种被动性开始向真正的主体性转化，虽然仍然处于一个历史过程当中。显然80年代沪西工人文化宫的电影政治卓有成效，他们的“反谢晋模式”

，对于当时的探索电影（80年代对第五代电影的称呼）是巨大的声援。之后谢晋模式开始衰落，新的叙事模式开始产生，第五代之后很快又有第六代全面刷新了中国电影叙事模式。

二

朱大可在那次会议上提出反谢晋模式之后，《文汇报》主任打电话给他，让他将会议发言内容总结成文。《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于1986年7月18日发表。文章使用了结构主义的学术方法，从谢晋电影中归纳出一个恒定结构：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善必胜恶。朱大可认为，谢晋电影善于以煽情手段造成观众的情感昏迷，从而令其接受谢晋的道德神话。他认为这对人的主体性意识和现代反思性人格有害无益。另外他认为谢晋电影里塑造了自己的女性典范——一种纯洁善良、逆来顺受的传统女性。《牧马人》（1982）里面柴门小屋的中世纪式小康之家，仍然是谢晋心目中人伦幸福的最高形态。

在这之外，朱大可文章的一些措辞对于上影

厂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他认为上影厂深受美国好莱坞影响，其导演接受了好莱坞的“文化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