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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谢晋 20世纪80年代电影政治范例（第2页）

。在80年代初期，这个言论可能会给上影厂带来危险。虽然这个判断有道理——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虽然也受苏联影响，但是主流却走好莱坞电影的路线，而民国影业集中于上海，1949年后8家民营企业联合归并于上影厂——只是措辞略显峻急锋利，尤其说到谢晋电影乃五四精神的轰轰烈烈的大倒退。

朱大可的回忆再现了80年代的文化气氛。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曾非常怀念80年代电影，将这个年代看作是开放的黄金时期，其实这判断来自从70年代进入80年代时的心理感觉，若由今天回顾80年代，则会有不同的判断。其实80年代的电影80％是后来所谓的“主旋律电影”

，但当时电影新生力量开始寻求突围之路。他们选择了安全的主题，陈凯歌《黄土地》看起来还是一个八路军和穷人的故事，但是电影的结尾是翠巧沉入了黄河，拯救并没有实现。而且摄影师张艺谋对于黄土地地貌的描绘镜头，能使观众感到强烈的无力感，黄土地往往是革命发生地，但在这里摄影师将土地装满了画框，地平线在最上面甚至不出现，充满压抑感，于是黄土地被拍成古老的文化之墙，堵住了新生之路。后来的《红高粱》拍的是

抗日，但是这里的抗日来自内在的生命激情，而非外在的宣传和引导。这是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政治。第五代探索电影在当时很快成为一种新电影范式。朱大可和沪西工人影评人，在当时可能是以第五代的探索电影作为自己评价的尺度和电影理想，这样就映射出谢晋电影美学的陈旧。

朱大可文中提到谢晋电影“以道德神话化解社会冲突”

，其实是批评他回避真正的历史判断。这点虽然没有深入，但是一个思考的维度已经隐约被提出，后来批评家循之前行，加以深入，大家形成了共同的判断：谢晋的电影往往以道德判断替代政治判断，以道德叙事替代历史叙事。这个批判之风延续了很久，很快将这种批判能量倾泻到谢晋新片《芙蓉镇》上。《芙蓉镇》在1987年上半年公映，我翻阅当年的刊物，发现《大众电影》编辑部曾邀请北京大学的叶朗、钱理群等人参与讨论。批判整体上看相当严厉，基本上都归结为谢晋的历史叙述回避了真正的历史问题，对“文革”

的批判仅仅停留在对于坏人的批判上，认为受害者的受害来自道德有缺陷的人，而没有对体制等问题进行揭示。王鲁湘认为《芙蓉镇》没什么新东西，“谢晋存在一个自我超越的问题”

。

80年代反思“文革”

，按说既符合官方的政治正确，也符合民间的政治正确，但

是大家的要求显然已经更为细腻，更有现代眼光。再后来大家开始质疑谢晋的政治人格。朱大可在上海书城对话时，对于当时的一些艺术判断不再坚持。

三

其实当“文革”

结束后，南北二谢都面临着巨大的被批判的问题，因为他们是样板戏的主要拍摄者。谢铁骊在“文革”

后期因《海霞》（1975）与“四人帮”

发生矛盾，“文革”

结束后他成为了反对“四人帮”

的英雄，于某种程度上逃过了被质疑的命运。而谢晋却没有如此幸运。谢晋后来应时而作的《天云山传奇》（1981）《牧马人》等电影，有批判“反右”

和“文革”

之意，但是并没有赢得所有知识分子的好感。人们认为谢晋缺乏表达的真诚性。谢晋后来曾有一次反思，做过深刻的自我表白，那是在他拍摄《芙蓉镇》之后。

但是他的独立思考是否可以践行？事实上，当时是否能有一个超越《芙蓉镇》的尺度去表达？如果没有足够的表达尺度，是否就放弃拍摄？在后人对谢晋的历史评价中，为谢晋的以往做法找到的一致解释是一句显得奇特的话——“他太热爱电影了”

。杨远婴教授曾经梳理谢晋的历史：他不是延安左派也不是上海左派，他只是戏剧学校毕业的戏迷，“他一旦获得工作机会，便死死抓住，哪怕是戴着镣铐跳舞。”

杨远婴说。

只要能拍电影，无

论拍什么都可以。他没有间断拍电影，成了贯穿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史的最重要人物，这是个人的胜利吗？从某个角度来说，他是电影的圣僧。虽然电影本身具有强烈的不纯粹性，每个电影人都不会不知道，尤其在那个年代，每个电影镜头都有强烈的政治指向。但电影从现实到银幕的转换，焕发着光影的魔力，加之人数庞大的观众的入迷，一起促成了一种特别的荣耀。从电影政治的角度来说，谢晋的确曾经是一个丢失了个体主体性的人，但那几乎无法避免，他只好通过艺术经营去寻找自己的主体性。他的确在短时间内制造了个人的成功，但是长久来看，他80年代前拍摄的大部分电影都被抛弃，即使被拿出来重新观看，也是被当作一个时代的病例来加以解读的。

在上海书城的谈话中，彭小莲描述了谢晋在上影厂对她的鼓励和教导，也指出其美学体系的伟大之处：

“《红色娘子军》，包括他所有的戏，都很厉害。他就是观察人物，他的细节非常扎实。《天云山传奇》最后那个女的拖着板车去送丈夫，他很会用视觉的细节来达到戏剧高潮冲突。他不用画外音，他觉得靠画外音支撑的电影是糟糕的电影。所以我就觉得谢晋的那些东西后来对我很管用，我也不管它什么模式不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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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彭小莲（摄于1988

年）

彭小莲在拍摄《假装没感觉》（2002）后，邀请谢晋导演观看。谢晋看完后，一个人站着说了两个小时，最后大家全体站起来陪着他，听他说。“他那个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他只管自己说，他就是分析细节，后来他跟我说，彭小莲你知道吗？你就是用细节把这个电影堆起来了，所以你这个戏特别好看，你的人物就是细节。他说故事是可以编的，细节是编不出来的。他对我们下一代的人不保守，把宝贵的东西全都教你，一场一场戏给你讲。”

彭小莲也讲述了谢晋对电影的痴迷与好学：“谢晋看完了《偷自行车的人》，说现在怎么可以这样拍戏，对他震撼特别大。他也没钱，他就买几毛钱一张的门票去上海大世界，带着大饼坐在那里。因为那个戏是循环放，他就从第一场看到晚上回去，他就天天看，看一个礼拜。他看《罗马11时》也是这样看，一场一场戏做笔记。谢晋教我们看电影的方法，他说没有什么窍门，你就是看人家的剪辑点，看人家怎么塑造人物，怎么做细节，跟政治没关系。所以我就觉得，当电影一天一天从过去走下来，它是有一个传承的。我在上影厂，给我启发最大的是谢晋，我这是对谢晋模式的一种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