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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钱氏父子对新文学的态度（第3页）

。“真力”

需要修炼、需要涵养，运用“真力”

抒情言志，绝非一味用强，更不是“直着喉咙狂喊”

，而是“持之匪强”

同上。、顺势用力。曹葆华所欠缺的，恰恰是积健为雄的“真力”

，所以如钱锺书所言，他在写诗的时候，未能举重若轻，反而“往往举轻若重起来”

，也就不免于“笨拙”

。《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5页。这就意味着，诗艺与诗境的高低本质上取决于诗人的修为；“豪放”

与“粗豪”

的高下之别，不仅是诗风上的高下之别，也是个人修为上的高下之别。

不过，相对于忸怩作态的“纤仄”

（culturedtriviality）之作《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101页。，钱锺书更喜欢曹葆华的“粗豪”

诗风，他揭示自己的读者反应说，读曹葆华的诗，“至多是急迫到喘不过气来”

，但“决不会觉得狭小到透不过气来”

。同上。后一类诗歌自然是指忸怩作态的“纤仄”

之作。至于当时哪位诗人写诗犹如“逼紧嗓子扭扭捏捏做俏身段”

，钱锺书欲言又止，没有明说。但从他对新诗的关注范围可以推断出，这位诗人很可能是指徐志摩，所谓忸怩作态的“纤仄”

之作，当是指《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1924）之类柔媚婉约的抒情诗。钱锺书很少评论新诗人，仅对徐志摩较多关注。他在早年的一篇书评中介绍说：“例如徐志摩先生既死，没有常识的人捧他是雪莱，引起没有幽默的人骂他不是歌德；温先生此地只是淡淡的说，志摩先生的恋爱极像雪莱。”

（见钱锺书为温源宁《不够知己》所作书评，原载《人间世》第29期，1935年6月5日，收录于《钱锺书散文》，第157页）此外，《围城》里的前清“遗少”

董斜川议论说：“新诗跟旧诗不能比！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

（见《围城》第三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3页）如前所述，钱锺书所谓“产生两极现象的诗人”

，主要是指诗风“粗豪”

的诗人，并不包含诗风“纤仄”

的诗人，也不包括其他类型的诗人。事实上，读者反应两极化是比较常见的审美现象，如凡·高的画、达利的雕塑、嚎叫派的诗歌、周作人的随笔、流行音乐里的重金属摇滚，都是喜欢者极喜欢，厌恨者极厌恨，很难有调和的余地。由此可见，凡风格极为鲜明、个性化色彩极强的文学艺术类型都可能会在接受者中产生两极化的反应，并不限于以曹葆华《落日颂》为代表的诗歌类型。二《落日颂》形式、内容上的缺陷

在探讨了曹葆华的“粗豪”

诗风之后，钱锺书对《落日颂》形式、内容上的缺陷进行了犀利的批评。他认为，《落日颂》里的诗篇多是“镶金牙的诗”

，“有一种说不出的刺眼的俗”

。所谓“镶金牙的诗”

，是指字句装点不得法、未能与诗中描写的风景以及全诗的语境“圆融成活的一片”

的诗歌，这样的诗歌就“像门牙镶了金”

。《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6页。钱锺书指出，“镶金牙的诗充分地表示出作者对于文字还没有能驾驭如意”

，“作者何尝不想点缀一些灿烂的字句，给他的诗添上些珠光宝气，可惜没有得当”

：一方面，他没有能把一切字，“不管村的俏的，都洗滤了，配合了，调和了，让它们消化在一首诗里”

；另一方面，他也没有能把修饰性的字句与“周遭的诗景”

相烘托，所以会让读者感到突兀。在作者手里，“文字还是呆板的死东西；他用字去嵌，去堆诗，他没有让诗来支配字，有时还露出文字上基本训练的缺乏”

。《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6—97页。

为了说明曹葆华用字不当，钱锺书甚至使用了“文字的强奸”

这一严厉措辞。所谓“文字的强奸”

，是指“强制一个字去执行旁一个字的任务”

，也就是不顾一个字“原来的意义”

而“信手滥用”

，从而导致“文法上不可通”

“道理上不可懂”

。《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7页。

通观《落日颂》里的全部诗作，用字不当、措辞不当的情况的确比较突出，以下仅举数例：

剐开胸心呕出一朵诗花，粉化丑恶的生命（《莫笑我》）

我再露出体魄，鼓起灵魂，去寻宇宙里神秘的仙境（《我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