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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的老主任杨晦（第2页）

缓过来，人们注意总结“左”

的教训，杨晦先生主持的课程调整往“务实”

努力，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文学科中，是带有示范作用的。其中注重多读书、打基础这个经验，对于当今的中文学科教学，仍然富于启示。可惜不久便爆发“文革”

，课程建设的推进便化为乌有。

我读研究生时曾找过杨晦先生的一些论文来读，知道他是偏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文学的，这是第一代文艺理论家的共同点。他在1940年代写过一些颇有影响的评论，后来结集为《文艺与社会》（上海中兴出版社1949年出版），其中对文艺思潮和现象的解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论”

。杨晦认为文学不是孤立的，只有从社会关联和文化背景中才看得清楚。他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比作地球与太阳的关系：地球有自转律，又有公转律，文艺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但文艺的发展又要受到社会发展的制约。这就是文艺的自转律和公转律，文艺要健康发展，必须处理好文艺和社会的“自转”

和“公转”

的关系。这的确是很实在的比喻。杨晦先生多述少作，甚至述而不作。他生前出版专著不多，他的文艺思想更多地体现在课堂上和讲义中，体现在他所建立的文艺学学科和学生培养上。他给学生讲授“文艺学”

“文学概论”

“文艺理论专题”

等课，问题意识强，重点研究“文艺理论，解决文艺上的各种难题”

，很注重从“文艺与社会基础”

“文艺实践与社会实践”

等角度去解释文学现象。据孙绍振先生回忆，杨晦教授讲中国文艺思想史，出入经史、小学、钟鼎艺术，其广度、深度非同小可，常有思想灵光，一语惊人，令人终生难忘。其批评郭绍虞新版《中国文学批评史》曰：用现实主义的原则去修改，还不如解放前那本有实实在在的资料。

杨晦先生从1950年起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一直到1966年“文革”

爆发，有十六年之久，是历届系主任中任期最长的，他的办学理念对中文系的建设和发展有重要影响。很多老学长回忆，杨晦总是强调大学期间学好基础知识，不急于求成，不着急发表文章；他强调做学问要有开阔的视野，坚持语言、文学不分家；他的那句“名言”

：“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系，是培养语言文字工作者的系。”

曾经给许多报考中文系的文学爱好者泼一头冷水，虽然此观念至今仍会引起争议，但他对中文系教学的定位显然是有过深思熟虑的。1954年，作家刘绍棠在中文系刚读了一年就要求退学专门从事写作，杨晦先生批评他说，你写了几本小说只算是个小作家，如果想取得更大的成就，必须同时又是一个学者。在那个政治化的年代，杨晦先生有“紧跟”

的一面，但他毕竟是学问中人，具体到教学，他还是尽量坚持让学生打好基础，扎实问学。

“老主任”

杨晦的经历颇有些传奇。1899年，杨晦出生在东北辽阳小营盘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小时候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便到当地邮局当学徒。他很刻苦，边工作边学习，1917年居然考入北大哲学系。五四运动时，血气方刚的杨晦曾是“火烧赵家楼”

的“干将”

之一。1925年，他又和冯至等人创办文学社团“沉钟社”

，那是被鲁迅称为“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北大毕业后，杨晦先后在西北大学、中央大学等30多所高校教过书。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直到1983年去世。20世纪50年代中期，教授分三级，二、三级多，一级相当于现在的院士，数量极少。北大中文系当时很骄傲地拥有4位“一级教授”

，杨晦便是其中之一（另3位是王力、游国恩和魏建功）。杨晦先生的著作不多，他评上一级教授时，据说还有些老师不服气。但先生资格老，德高望重，对学科建设影响大，也是很多学者所不及的。

2019年11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