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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为何没有校训（第2页）

在蔡元培礼聘陈独秀后，陈又推举胡适进北大当教授。胡适当时才二十多岁，“海归”

派，可是博士学位还没拿到。是陈独秀看到文章，欣赏他的才情眼光，得到蔡元培赞许，才决定请他来北大的。后来胡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胡适在他的纪念文章里曾提到，如果没有蔡元培，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报刊的编辑生涯中度过。

我讲这段佳话，是为了说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的办学理念。蔡元培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使这所大学能够“囊括大典，网罗众家”

，行“思想自由之通则”

。除了聘用旧派与新派的人物，那时北大还会集了许多非常有学问、有特色1924年北大国学门同人

的学者，例如马寅初、陶履恭、王星拱、陈大齐等，他们后来都成为各个学科领域的开创性角色。北大在很短时间内就聚集了当时中国最有学问、最有思想、最有激情与抱负的一批知识分子，形成了各种学派、思潮与主义交锋的一个平台。各种新的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托尔斯泰主义、易卜生主义，等等，纷纷亮相北大，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那种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自由学风，也由此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一代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北大会集了各色人物，大都是有个性的角色，彼此学术理路和文化立场都不一样，怎么才能相安无事，有竞争又有协作呢？什么机制在起作用？那主要就是教授治校。这是蔡元培主政北大期间做的第二件大事：建立起教授会和评议会。这些措施是仿效德国大学管理方法。当时的评议会由全体教授推选，凡学校章程规矩及重大事项(如开放女禁，给予女生同等入学权利），都要经评议会同意。以上我们回顾了北大自由校风形成的历史。但是具体来说，“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这两句话到底出自哪里？让我再从头说来吧。

当陈独秀、胡适等人通过《新青年》杂志大力推进新思潮，最终形成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衰腐的伦理道德的新文化运动，就遭到文化保守派的猛烈反抗。当时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一是北大原校长严复，另一就是著名翻译家林纾，都是当时文化界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他们对中国近代文化是有过重要贡献的。当时林纾旗帜鲜明地反对新文化、新思潮，尽管他自己二十多年前也主张过改革，但此时转向保守，认为只有抵制西方的影响，回归古代文化与伦理，才能救中国。林纾用古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180多种，是当时大师级人物，他看到胡适一般人提倡白话文写作，是深恶痛绝的，所以他把矛头直接指向北大。1919年2月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两篇小说，用一些化名影射陈独秀、胡适与钱玄同，甚至进行人格侮辱。当时有些读者认为林纾是借小说暗示要求军阀政府干预北大行政。林纾还在报上发表公开信《致蔡元培书》，控诉北大“尽废古书，行用土语”

“复孔孟，铲伦常”

“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令人心丧弊，已在无可挽救之时……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

。林纾严厉警告蔡元培搞教育勿“趋怪走奇”

，误国误民。蔡元培当即在《公言报》复函，这封信被广为引用，事实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有力支持。信中驳斥了林纾对北大所谓“复孔孟，铲伦常”

，以及“尽废古书”

的谣言，不符实际，鲜明地提出这样的办学理念：“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这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的来路。

我们可以这样看，如果没有这种学术自由，对不同思潮学派宽大包容的胸怀，也就没有北京大学，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甚至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的立足之地。没有蔡元培这种办学理念，像陈独秀、李大钊，甚至还有后来的毛泽东这些共产党人，他们能够拥有最初发言的平台吗？现代科学民主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正是依赖北大这种自由的宽容的学术环境才得以诞生和成长。我们不能忘本了！不能一提到“思想自由”

，仿佛就是洪水猛兽；一提到“兼容并包”

，就说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那就把好东西都推出去了，多么可惜！

以上我们回顾了蔡元培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的理念，以及北京大学如何靠这一理念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的。后来蒋梦麟、傅斯年、胡适当校长，基本上还是秉承与发展这个办学理念。如蒋梦麟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阐释为“大度包容”

的北大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既符合世界很多一流大学的通例，又与儒家“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的概念相通。“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并不只是蔡元培一人的思想，而是中国现代大学出现的代表性思想，或者说，是北大所以成为北大的精神资源。这一百多年来，北大这个名字这么响亮，跟北大思想自由的宽容的校风很有关系，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虽然也有过许多阻挠与挫折，但多少还是艰难地传承下来了。

一个学校除了有大师，有大楼，还要有校园故事，有许多能成为一代代学生不断传说下去的故事。北大总有许多性情中人，许多有风骨个性的学者，他们的故事往往就负载着、积淀着学校的精神传统。比如辜鸿铭，长衫马褂留辫子，还满口“牛津腔”

讲《论语》，太怪了，但有学问，而且他的某些见解在事实上对“五四”

新思潮激进的一面有牵制作用，或者说，起到某种结构性的平衡作用。虽然他是个反对新文化的保守人物，但在一代代传说中，又成为一位有个性、有主见的怪才，大家都觉得应当容纳这样的人物。这就是一种理念的传承。

又如马寅初，当过北大校长，却那么“死心眼”

，认准了自己经过研究的学问观点，主张控制人口增长，即使面对众多大批判，哪怕是巨大的政治压力，自知年近八十，寡不敌众，也要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如果当时当局能听取这位学者意见，也就不至于弄到人口膨胀十多亿才着急实施计划生育了。从政治角度看，马寅初先生真是“不识时务”

，但在北大居然有这样坚持真理不畏权贵的校长，也是独特的风景。许多诸如此类有学问、有个性的学者，他们成为北大精神的支柱。不要小看这些校园故事，一代代北大人所接受的传统滋养，很多就是从中获益的。北大是个多故事的地方，也是传统深厚的精神高地。当一种校风形成，代代相传，就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这种氛围之中，人们比较宽容，尽可能给学者自由发挥的空间。这里不是没有矛盾，也肯定会受到外界各种压力，但多数人都一心向学，也比较习惯给他人以空间，缝隙就比较多，一般情况下不至于被逼到墙角，化解外界压力的可能性也比较多。这正是北大可爱的地方。

实事求是说，北大虽然有时有些“自恋”

，但无可否认这所大学至今仍然是比较自由、活跃，也比较具有批判精神。北大那种特有的氛围，是从蔡元培开始不断培育出来的。一代代的北大人，始终都还比较神往蔡元培先生开启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的办学传统。这是无形的力。

据笔者2009年秋在北京大学新教职工岗前培训会上的讲话稿整理